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多跳不出这样一个怪圈,开国之初往往会出一两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几代之后,继承皇位的总是一些昏庸无能、荒淫无耻之徒。西汉前期的文、景二帝和汉武帝,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展疆域,将汉王朝带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到汉成帝即位,朝政一落千丈,不仅拜自己的舅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列三公之上,还“一日五侯”把王凤之弟都封为侯爷,其余王氏子弟皆任卿大夫、侍中等要职,政权实际掌握在王氏兄弟手中。
彩漆屏风所绘坐步辇穿冕服的汉成帝(北魏前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
成帝本人是标准的酒色皇帝,史书记载他耽于酒色,宠歌妓赵飞燕、合德姊妹,将她们分别立为皇后、昭仪。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加上黄河泛滥,汉成帝统治年间,百姓流离死亡者以百万计,各地人民暴动此起彼伏。以至他死后10余年,西汉王朝落入王莽之手。
按理说,这种情况对夜郎之类的地方政权反而是比较有利的。汉成帝的胡作非为导致西汉王朝由盛而衰,势必削弱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如果这时的夜郎统治者能抓住时机,妥善协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发展境内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那么,不仅国力可以得到增强,民众可以从中获得实惠,已经存在了200余年的夜郎政权,也还有可能延续下去。
汉成帝在位时期的夜郎统治者名叫兴,偏偏这位先生同样是一个昏聩之辈,既喜争强好胜,又不善驾驭臣民,以致在汉武帝时都没有被灭掉的夜郎国,在不该终结的时候终结了它的历史。
经过汉武帝对西南夷的一番开发,其后昭、宣、元帝在位的50余年,夜郎与西汉王朝相处得都较为和谐。武帝时开通了直抵牂牁江的南夷道,沿途设置邮亭。这些邮亭不但负责公文书信的上传下达,还管往来使者的食宿接待,与后世驿站的功能大致相同。《华阳国志》说:“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由此可知,当时设置的8个邮亭都在今毕节以南的贵州境内。邮亭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夜郎与西汉王朝和内地的联系,在内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夜郎地区的社会面貌不断发生变化。近年贵州境内汉墓中出土的许多器物,不少带有周边和内地文化的色彩。
汉武帝征讨南越前后,西南夷地区是经历了一番动荡的。司马相如入蜀安抚西夷各部不久,“西南夷又数反”,汉王朝“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不得不采纳御使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暂时放弃对西南夷的经营。到汉军决定进攻南越时,且兰君以种种借口抗命,“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举兵反叛。汉王朝不得不命征南越的军队,于回兵途中将且兰灭掉,同时将“常隔滇道”的头兰一并剿灭。
我们无法获知夜郎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没有卷入那场与西汉王朝的对抗。按道理,他应该和其他西南部族首领一样,习惯于小国寡民的统治环境,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样有着难以抑制的逆反心理。但在汉军征讨南越时,夜郎不仅是唯一应命出兵的地方政权,随驰义侯南征的夜郎军,还按照汉武帝的命令,参加了八校尉击灭且兰的战斗。结果显示,夜郎王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且兰灭国了,公开与汉朝为敌的邛君与笮侯,后来也被诛杀了,唯有夜郎王毫发未损地留了下来,仍旧继续着他的统治。
汉王朝在西南夷采取的“毋赋税,以其故俗治”政策,对郡县制的推行和夜郎地区社会环境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但上层统治者的归附,并不等于属民的顺服。由于政府的筑路工程耗财费工,超过了地方承受能力,势必给民众带来许多痛苦。因此,筑路期间,常发生民众攻击地方官吏的事。为解决这一矛盾,汉武帝等人决定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做法,招募内地的豪族大姓,带着依附他们的农民,迁入夜郎地区从事垦殖。
迁入夜郎的豪民们究竟开垦出了多少土地,因为缺少记载而无法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来自内地的豪族大姓和他们的属民,带来了较夜郎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文化观念,这对夜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综观西汉统治者对夜郎的策略,无论汉武帝还是他的继位者,似乎都没有做过用武力征服夜郎的考虑。“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汉武帝便让唐蒙带着一支“食重万余人”的团队去与夜郎王联络感情,硬将夜郎从南越的控制下挖过来。在南越被剿灭,且兰君被诛除,夜郎率部入朝时,汉武帝还封夜郎统治者为王,授予王印。
许多事例可以说明,汉成帝以前的西汉政府,对夜郎执行的是一种比较温和开明的政策。在确保封建国家疆域完整的前提下,只要夜郎不公开叛乱,便与其维持和平内属关系不变。尊重夜郎地区的“故俗”,不干预夜郎内部事务,不在夜郎地区征收赋税,不因设置郡县或筑路向当地居民搞摊派等等,都是上述政策的体现。多同以后的夜郎统治者大都乐于接受这种政策,这正是夜郎与汉之间能维持百余年和睦关系的原因。
作为西南夷地区最大的政治实体,夜郎在周边部族中一直处于领袖地位,加上受到汉王朝的器重,西南各部自然无人敢与之争高下。但世间万物总免不了发生变化,政治格局也是一样。汉昭帝时,与夜郎相邻的句町、漏卧两个侯国的势力不断增长,隐然与夜郎形成比肩之态。句町位于夜郎的西南部,今云南的广南、富宁,广西的西隆、西林、凌云、百色等为其辖地。漏卧位于句町与夜郎之间,今云南罗平县与贵州兴义、兴仁两县西部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句町侯亡波因出兵帮助汉王朝平叛有功,受到汉政府的封赏,句町的势力随之逐渐强大起来。这让一向在西南夷中处于领袖地位的夜郎王,觉得隐隐受到威胁。待到句町与漏卧之间结成联盟,夜郎王兴便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夜郎王寻找各种借口加剧与句町和漏卧之间的摩擦,最终让局势发展到举兵互攻,争斗不息的地步。
汉成帝虽然昏庸,毕竟不能容忍一方陷入动荡局面,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平息争端,他先是派太中大夫张匡前往“持节调解”,尽量把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然而,自高自大而又跋扈的夜郎王兴,根本不买他的账。反而让属下用木头刻制汉使形象,立于道旁用箭射击,以表示对西汉政府的蔑视。
兴的所作所为促使汉王朝下了最后的决心,在众臣建议下,成帝决定派临邛人陈立出任牂牁太守,全权负责处置西南夷问题。陈立深知夜郎问题的复杂程度,明白单凭武力不能解决,转而设下一个圈套,只带数十名随从来到夜郎的且同亭,然后通知夜郎王兴前来相见。兴了解到陈立的情况,欣然决定前往。为防不测,他带了一支数千人的护卫队伍,又让几十个邑君陪同去与陈立见面。
陈立用计将夜郎王兴与部下隔离,在单独会见时,历数他的种种罪行,谴责其“大逆不道”,并果断地砍下了他的头。夜郎邑君们对专制跋扈的兴早怀不满,纷纷赞扬陈立“为民除害”,并向随行军土陈明大义,劝谕他们投降。
夜郎王兴被杀后,其子邪务在外祖父翁指的支持下,鼓动余部叛乱。汉成帝命陈立就地招募士卒,与都尉万年联手平叛。翁指等据险顽抗,拒不投降。汉军先断其水道,再“纵反间以诱其众”。夜郎士卒平时深受苦害,眼见汉军势强,纷纷倒戈,于阵前共斩翁指,持其首级请降。历时200余年的夜郎国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秦汉政治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夜郎之被取缔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但灭在汉成帝这个酒色皇帝当政之际,却让人不免产生一种自取灭亡之感。任何一位统治者,如果不了解前任创业的艰难,不懂得珍惜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陷入盲目自大和权势欲中不能自拔,那么,他离毁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