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党的好儿子王启霖
00:00 / -笔墨春秋显英豪
——记党的好儿子王启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着广阔大地。在广州中山，一位带有文学艺术气质的青年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来自贵州贵阳的王启霖。王启霖十分酷爱读书，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弃医习文，决心医治人民大众精神疾患的选择，极大地影响了热血正直的王启霖对人生的选择。
王启霖，1915年8月出生于贵阳，他的父亲王谟虽然是地方军阀政府的高级官员，但却为人慷慨，思想开明。母亲也是一位温和，凡事通情达理，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的贤妻良母。兄弟姐妹和睦友爱，求学风气很浓。姐姐和弟弟都在抗战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也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风华正茂的王启霖带着极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报考大学。一年后因中日战争爆发，满怀爱国热情的他又回到了祖国。重返家乡贵阳后，胸怀一腔爱国热情的王启霖，立即投入到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中。随后，王启霖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从此，他利用文艺阵地，以笔作刀枪积极从事
抗日宣传活动。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信念，他短促的一生也与党的革命宣传活动，民族兴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组织、动员、团结社会各界一致抗日，王启霖在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与何战白、蒋蔼如三个党员组成一个小组，并由他负责。这个小组主要负责组织党用以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一一“社座”的活动。在这期间，王启霖还同时承担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和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1939年至1940年春，党组织又安排王启霖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对党忠贞不渝的王启霖，不论做什么工作，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在这些工作中，他所表现出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尽心尽力、不畏风险的品德，获得了同志们的称赞。党史专家李林介绍说：
“说起王启霖的爱国热情，对革命的忠贞，以及他坚强的战斗精神，我们可以用‘笔墨春秋显英豪’来形容他。
1940年，新婚燕尔的王启霖和爱人无意营建自己的小家庭，就投奔抗日前线，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在军政部文化组工作。不久，他们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侥幸逃脱去到香港。香港沦陷后，王启霖夫妇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在战乱和被敌人缉捕的转徙中，他们就以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利用讲课、演讲、组织读书会的形式，向青年学生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王启霖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创作热情，创作了不少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宣传、鼓舞着志士仁人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王启霖夫妇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
在这期间，他都创作了那些作品？
“他创作的作品有揭露‘皖南事变’罪恶、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煎》，有反映贵州彝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有以自己亲身经历，反映封建反动势力迫害学校青年师生、以及师生反迫害的中篇小说《狂雨》。短篇小说有描写抗日斗争的《封锁线》，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告密者》等。《封锁线》这部小说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王启霖以犀利的笔锋描写了一支抗日的革命队伍在如何通过封锁线，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狠狠打击敌人的情景。在小说中，这支抗日队伍的成员，有曾在工厂积极进行罢工斗争的工人，有种田的农民，有革命知识分子，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并肩战斗，出生入死。这是一篇直接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积极抗日的作品，小说发表于‘皖南事变’之后。出版社在小说编后记中介绍说，作者是一位在战地工作的青年，在国统区发表这样激越的文章，是对国民党造谣污蔑我党我军，进而制造‘皖南事变’的卑劣行径的强有力的抨击。”
王启霖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从不同层面去反映旧社会罪恶的一面，激发人们团结一致，积极抗日，保家卫国的斗争热情。一次，王启霖和亲戚外出，在桂林特察里(即所谓的“红灯区”)，遇到一位前来纠缠的妓女，其亲戚将妓女重重地推倒在地，还说见到她们让人恶心。王启霖却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首先表示了对她们的同情。他说该打的、该恶心的应是使她们失去做人资格的这个落后、肮胜的社会制度。这件事触发了他要写一篇真实反映这一社会特殊阶层人物的小说的动机。他把这一想法向他的的妻子和在《广西妇女》月刊杂志工作的同学讲了后，得到她们的支持和帮助。他的同学给他找了两个年轻妇女男装打扮，在夜间陪王启霖去了一所“青楼”。将钱交给鸨娘后，便有三个女人来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摘掉男装的帽子，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要求她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身世。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东方发白，妓女的不幸和悲惨的生活，激起了他们对旧社会黑暗制度的无比义愤、对旧中国妇女的同情。不久，王启霖将这次谈话收集到的素材进行整理，并在《广西妇女》月刊上发表了催人泪下的短篇小说
《迫害》，小说在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妇女、揭露反动黑暗的统治的同时，呼吁社会都来为这些被压迫、受屈辱的妇女们吶喊。
王启霖在创作中，还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不断进行反省、探究。他将多年前写的中篇小说《狂雨》再次进行修改。尽管当时重庆的气候正值闷热的酷暑季节，可他坚持每天一早就挟着厚厚的稿子到图书馆去，直到黄昏オ回到住所。苦写了一个月，终于将稿子改好。解放后，这篇稿子被选入《文艺创作丛书》中。
王启霖一贯以党的工作为重，只要组织上需要他，他从不计较。1949年初春，他与妻子从贵阳起程到湖南衡山师院，途中，被当时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张立劝说留下，并给了他新的任务，他二话不说，立即又返回贵阳，同张鸣正、宋至平编辑出版了地下油印刊物《真实》。他不仅认真从事编辑工作，而且还自己写稿，在第一期上就以方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论革命者的思想学习》，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教育、鼓舞民众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6月一个狂风暴雨的早上，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了白沙巷王启霖的家中，敌人一阵翻箱倒柜之后，抓走了王启霖，接着又将王启霖的妻子和他们年仅一岁多的小女儿也一同抓进了牢房。在狱中，王启霖夫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理想、信念，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他们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1949年9月的一天，贵州的反动派意识到他们末日已到，对革命者疯狂地抡起了他们罪恶的屠刀，王启霖惨遭杀害，年仅34岁。王启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曙光，但他的生命之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