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清雍正五年（1727年）播州（今遵义）“割入黔疆”，方全今贵州之名与实，这是“贵州”的“出生”。贵州地处天末，建省也晚，历史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便是连“贵州”之名也存疑，故而需要从“西南”乃至“中国”范畴重新构建黔地的历史文化谱系，这是“贵州”成为“贵州史”的一次再生。八十四岁高龄的张祥光教授治学一生，多数岁月面对的就是这个留白但丰富的“贵州”。

张祥光先生1936年生于遵义桐梓，四五岁时即入“私馆”发蒙。黔北称“私塾”为“私馆”，晚清废科举以来，私塾及私塾先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退出的时间节点因地因人而异。黔北的私塾及私塾先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多年仍然存在。张先生说，在私馆里还没背完先秦诸子，便进入新式学堂就读，直接上的二年级，六年级入学两个月后新中国成立，直接进了初中。

四年的私塾教育为他今后从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文字基础。先生发蒙读书时，正值抗战之际，历史的“大车轮”碾过每个角落与个体，学校老师时常讲些历史故事，对历史感兴趣的张祥光总能在历史科目上拿高分。张祥光初中毕业后，考入遵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省报编辑部工作，一年后的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61年考上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研究生，成为缪钺教授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缪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八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

当时川大历史系大家云集，除缪钺先生外，徐中舒、蒙文通等史学界大家轮流给研究生上课，“徐先生讲甲骨文，蒙先生讲宋史，”张祥光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学者，有着深厚的义理、考据、辞章的旧学根底，我们是叹为观止的。”在川大求学期间，张祥光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及天津《历史教学》杂志（1964年第十一、十二合期）上独立发表了《义和团在京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关于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衰亡问题——与唐长孺、韩国磐二先生商榷》两篇论文。当时国内社科期刊稀少，能发文者寥寥无几。而《关于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衰亡问题——与唐长孺、韩国磐二先生商榷》一文还是张祥光“瞒着”老师寄发的。缪先生看到学生的文章后，没有表扬也没批评，只说以后可以写这方面的文章。

谈及师长，张祥光先生点到为止，惜缘而不攀缘，只说在川大求学九年，学得“谨严”二字。他在人物辈出、风云变幻的魏晋南北朝之中，视诸葛亮为平生崇敬的对象，除才与德外，或有“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因素，毕竟风云变幻的不只是魏晋南北朝。

后来，张先生用所得的论文稿费购得向往已久的《资治通鉴》和《三国志》各一套，两部书至今仍在书房，只是书封已翻得较破旧。

1965年硕士毕业后，张祥光先生被分配到贵阳师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钻研在他喜欢的“魏晋南北朝”两三百年的时光里。当时的历史系在教学中需要附带介绍贵州的历史。1958年，当时历史系教古代史的老师编写了一部《贵州史讲义》初稿，并计划在此基础上写成《贵州史》。当时，省内各地的学校以及各单位因为工作需要也迫切想了解贵州的历史。1960年周总理视察贵州时，指示一定要做好这一工作。《贵州史》被列为贵阳师院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一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停顿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史学工作者制定中国史学发展规划，要求各地早日编写出地方史，并召开全国地方史学术研究会，讨论编写地方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贵州的历史研究进入一个兴盛期，《贵州史》的编写工作驶入快车道。

在此背景下，贵阳师院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的周春元、王燕玉、胡克敏三先生与张祥光商量，分工编撰《贵州史》。按照编写计划，《贵州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古代部分定稿后定名为《贵州古代史》，由周春元、张祥光二先生分任主编、副主编。该书历时两年时间，五易其稿，计三十万余字，198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省第一部从原始社会写到1840年，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贵州古代历史的著作。2006年出版的《贵州百科全书》在“贵州古代史研究”条目下如是评价：“该书首次按朝代、分疆域、系统地对贵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研究”。《贵州古代史》虽然以郭沫若、范文澜等唯物史观学者的著述为范本撰写，对贵州历史上许多重大题材都有论述，但在一些议题上仍有创见。如对王阳明的评述，此前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对王阳明戴了三顶“帽子”：“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对王阳明全盘否定。《贵州古代史》在“王阳明贬谪贵州及其学术在贵州的影响”一节中，论述了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及其担任贵阳文明书院主讲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的史实，肯定了王阳明“人人都能成为圣人”思想的积极意义。该书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简要介绍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书籍之一。1987年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贵州古代史》获“特别奖”，排列在一等奖之前，学术界肯定了该书研究贵州史的辟径之功。

编写《贵州古代史》期间，“贵州史”尚是张祥光先生的“业余”科研方向，他的“主业”仍是魏晋南北朝史，《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论北周武帝》等论文是这一期间张先生最重要的一些著述。最具纪念意义的是，《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一书启动，邀约当今史坛的名家与新秀撰写以往史坛的精英。缪钺先生写《三国志》作者陈寿，张先生写唐初史学家李百药。

张祥光先生1993年又参与了由何仁仲、史继忠二先生负责主持编纂的《贵州通史》的工作。张先生得以一方面从全国来研究“魏晋南北朝”，一方面又从“魏晋南北朝”进入到贵州史的研究。此后，他便主要“住”在“魏晋南北朝”和“贵州”的学术时空里。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段里，贵州没有系统的历史记载。编写贵州通史类著述，实则做的是拓荒性质的工作。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岁月里，包括张祥光在内的诸位先生到处搜寻资料。历史上关于贵州的文献太少，只有正史中才有零星的记载，得查阅正史一一爬梳。从省域范围内历朝的地方志以及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寻找，贵州本是从川、滇、湖广裂地成省的缘故，而诸如遵义，历史上更是旋蜀旋黔，迟至雍正五年方归属贵州。此外，还得地下的考古资料。诸先生在冷寂和空白处起步，在前人已有答案处开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成定论，实则是将“贵州”从“西南”乃至“中国”的时空中，从纸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新材料中，重新构建为“贵州史”，将“贵州史”纳入到中华史学的大格局中。

2011年，张祥光又承担主编《贵阳通史》（三卷本）之中卷的工作，同理，其意义在于让“贵阳”成为“贵阳史”。

1999年，张祥光经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推荐成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以“敬老崇文，存史资政”为宗旨的省文史馆，是我省乡邦文献估计点校出版的重镇。早在1979年文史馆恢复建制之初，因痛心于十年浩劫中文献的损毁、文化的断层，即聘请李大光、徐泽庶、杨祖恺、申维翰等文化老人，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首次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文献整理的空白局面。随后，该志之《人物志》《宦迹志》《学校志》《选举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土司志》《土民志》《舆地志》《风土志》出版，该志是二十世纪贵州古籍整理中最大的一部。1984年，省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全省性、跨部门，旨在搜集、抢救、整理、研究贵州各民族历史文献的地方民间学术组织。省文史馆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共同构成了黔地历史文献古籍工作的主力军。

2001年，张祥光先生退休。在贵师大工作了一辈子，住房都前后搬迁了六次，但每次都在照壁山脚下。照壁山又名相宝山，半山石壁上有清人镌刻的“相宝留云”“黔阳半壁”大字。因此之缘，他各取“照壁山”“相宝山”一字，将小书房命名为“壁宝斋”。退休后不久，张祥光先生的“壁宝斋”案头上堆起了厚厚的一批史志古籍，这些文献摊开便是贵州六百年历史。他受省文史馆或其他单位约请，从事贵州历史最重要的一批史志典籍的点校整理工作。贵州曾长期远离历史文化的中心，这些史志是编写贵州史的重要材料，是提供历史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有填补学术空白、传续文明薪火的基础性作用。

古籍整理点校，是一份良心和苦心兼备的工作，张先生日日夜夜埋头卷册，每天需工作四至六个小时，但他用“心情甚为愉快”来形容这十多年从容而充实的岁月。独立点校或参与点校了十四部志书计四百余万字。其中，明清至民国年间现存六部省志，他参与了点校了其中的四部，此外还有（道光）《黎平府志》《安龙逸史》《咸同贵州军事史》等。这些成果收入在《黔南丛书》《续黔南丛书》《贵州文库》大型丛书中。这些丛书的持续出版，对传承贵州文脉、弘扬贵州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先是编修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新式通史，退休后又回过头来重新点校整理新中国成立前的省志，将新史和旧志两相对照，张祥光先生说过，现在看来此前写的“贵州史”还不够丰富，许多未曾涉及或薄弱的问题有待重新思考和书写。如果要重新书写贵州史，以上五点都是薄弱处和空白处。一是贵州历史上的乡贤文化不够完备，“汉三贤”以后至明代期间，新编撰的贵州史书几乎没有写到一个贵州的文化人，对古代贵州文化人的介绍，这一长段历史几乎是空白；二是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涉及，史载贵州“冬不祈寒，夏无甚暑”，唐代产“犀角”，可见生态之美、气候之好；三是贵州多彩的民族风情、风俗，过去没有涉及；四是贵州经济发展情况；五是贵州交通闭塞情况。完善上述五点，实则极具古今互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贵州经济问题，贵州古代经济发展滞后，以至于黔地官员的薪水都要靠协饷支撑。现在贵州成了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正在甩掉千年的穷帽子，大量贫困人口脱贫，成绩巨大。再如贵州交通，自古有“山国”之称的贵州，路难修、路难行。谪黔的王阳明曾在《瘗旅文》中写道：“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但在短时期内，贵州凭借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天时，凭借位处“南来北往、东出西进西南腹地”之地利，实现了由“山国”变“通途”的历史壮举，改变了黔地的时间、空间观念。古今对比，方知意义所在。

在校勘整理贵州历史文献中，张祥光先生发现抵牾处不少。如成化二年（1466年）建平越卫学，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时任贵州按察使杜铭写了一篇《平越卫学记》，与数百年后成书的（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载黄绂《平越卫学碑记》一字不差，但作者换了；再如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称“咸同起义时期，死于兵疫四百余万”，实则咸同起义爆发之年，贵州人口为544万余人，到起义结束人口为417万人，人口减少一百多万人，“死于兵疫四百余万”之说完全与史实不符。等等此类问题，张祥光先生一一撰文指出。

张祥光先生很少直接谈及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史学观念，他总说自己的心得体会都在文章里。

以时间为线，张先生的文章中最古远的贵州人物为蚩尤。蚩尤是苗族人民公认的祖先，贵州史苗族居住最集中的省份。但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蚩尤是“最暴者”，《黄帝败蚩尤史迹考略——兼论蚩尤氏的贡献》认为太史公的看法不公正，该文从《管子》等古籍中，论述了蚩尤“造兵器”等伟大功绩，认为黄帝、炎帝、蚩尤对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都应当肯定。贵州是夜郎故地，汉代《史记》是最早记载夜郎历史的典籍，留下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但关于夜郎方国的族属、政治中心等诸多问题，学界迄今无共识。《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除引用《史记·西南夷列传》外，还汇集《史记》中其他和夜郎有关的史料，以窥司马迁写夜郎的史迹。

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用功最多的，收获有《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南朝政权更迭频繁的原因》《论北周武帝》等。《论北周武帝》发表后，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二期）作了介绍，认为该文“从北周武帝勇于改革，增强国力；禁断佛教，提高黄泉；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三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北周武帝的历史功绩”。《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一文在《史学情报》和《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做了摘要或介绍。

“思播田杨、两广岑黄”，播州杨氏是贵州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土司之一，杨氏据播，始于唐朝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南诏攻陷播州，杨氏先祖杨端带兵败南诏，占有播州。许多文章追溯杨氏开端，只提这一年的史实。《南诏侵黔与杨氏据播》一文，叙述了公元876年之前南诏更早的三次侵黔史实。

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是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张祥光先生涉及明代的论文十余篇。《论顾成》论及，洪武年间镇远侯顾成带兵平息思州、思南田氏土司指正，为贵州建省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南明政权历经“五朝”、坚持十多年抗清斗争，永历帝播迁贵州安龙四年，安龙成了抗清的政治中心，大大丰富了贵州古代历史的内容。张先生在点校《安龙逸史》后写下了《永历帝在安龙》一文，介绍了永历帝在安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并对其他史籍记载中的错误予以辨析。

以论题为线，张祥光先生重视“人口”问题，人口过剩或减少都不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力的发展，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关心的大问题。《古代贵州人口发展略论》论述了贵州古代人口缓慢发展，从唐代到明末清初，一直在百万上下浮动。《明代汉民族大规模移民贵州考述》论述了明代大规模的汉民族移入贵州，增加了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贵州社会的发展。《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则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贵州人口突破五百万大关，人均平均耕地面积及所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生存造成社会问题这一史实出发，得出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应互相匹配的结论。

“乡贤”论题。近现代贵州有一大批著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他们的影响和贡献是全国性的。张祥光先生认为对他们的研究不能看成或归类为仅仅是对贵州地方人物、地域文化的研究。如《朱启钤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一文，论述了北方政府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在会议中的作为。

“抗战”论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有67万黔军将士走上战场，抗击日军侵略。《六十七万“黔军”不解甲》论述了“贵州草鞋兵”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战火所及，抗战大后方的贵州也未能幸免，《二·四惨案：一九三九贵阳之恸》叙述了日军“二·四”大轰炸对贵阳带来是灾难，并提出应该像重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日机大轰炸受害纪念日一样，每年2月4日也应成为贵阳人永远铭记的抗战纪念日。

此外，张祥光先生在不同层面上挖掘着贵州不为人所知的点点滴滴。他曾有个构想，搜集资料写贵州的若干历史之谜，将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历史问题与谜题一一写来。

张祥光先生八十四岁了，在简朴的“壁宝斋”里白发对着青灯与黄卷，应了1998年陈福桐先生给他的题字：“我识祥光真学士，穷探故史证当今。”

撰文：郑文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