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创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延续时间长达1300多年，成为古代知识分子跨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贵州成为行省虽然名列第十三，时间上要比许多省早，但直至明初都没有开设乡试的考点。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后，情况并没有立即改变。直到明洪熙元年（1425年），才有允许贵州生员到湖广乡试的诏令，但到宣德四年（1429年）又改令前往云南赴考。回想那些年的贵州读书人，为了争取能当上一个举人，背着行囊啃着干粮翻山越岭的情景，真替他们感到艰辛。
明代历任贵州官员都曾上折，奏请在贵州开科。明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巡抚邓廷瓒经营贵州，即向朝廷奏请在黔地开科取士，被朝廷置之不理，其他官员的奏疏同样被束之高阁。实在不明白当年那些朝中大臣。心中是怎么想的。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思南籍进士出身的给事中田秋上《请开贵州乡科疏》，疏呈诉称：“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孺赴试，其苦最极”，而今“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所长，固非昔日之比”。田秋力陈贵州独立开科之利，终于获得批准，由此贵州才开始开设乡试。
鸾塘书院旧址
获准独立开设乡试，对贵州来说的确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贵州虽是儒学传播的沃土，东汉时即有尹珍不辞辛劳远赴中原求学还乡发展教育的能人，但毕竟因僻处西南、交通梗阻，与中原及周边各省相比，成系统教育的发展仍明显落后。贵州最早见于记载的书院是南宋绍兴年间的鸾塘书院，其他书院皆建于明清两代。而自隋唐兴科举至宋元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通过科举出类拔粹者极少，取士最多的两宋，贵州也仅有进士8人。以至有学者断言：由此足可证明东汉时的“尹珍办学似乎没产生什么影响，他身后八九百年间，贵州并未出现一个能见诸史载的文化人士”。
这种看法不仅失之于片面，且属于对贵州历史缺乏常识。贵州古代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一则因区位偏僻，重峦叠障阻碍了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只关注贵州扼控西南地区交通，具有重大军事战略地位，从未将贵州高原纳入中央王朝的发展大计。生活于10世纪末的宋太祖赵匡胤，尚且还在发出“唯尔贵州，远在要荒”的感叹，在他之前的统治者对贵州能了解多少，可想而知。
诚然，直到宋元，贵州通过科举考试走出大山的人相对较少，但这并不说明这方儒学沃土人才零落。明初贵州建省前后，明政府在贵州大力发展教育，办了许多官学、司学、卫学。即便如此，从明初到嘉靖开设乡试前的160余年，贵州考中进士者仍只有27人，同期云南则出了92名进士。这种情况反而说明，由于封建朝廷固执地不同意在贵州开设乡试，限制了贵州人才的发展。另一位学者的分析则很有见地：“因为没有乡闱，很多读书人参加考试，都要到千里之外的云南去应试，除少数富贵家庭之外，很多贫寒之士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埋没了很多人才”。
这位学者的观点，在贵州获准独立开设乡试后的明清两代，得到了充分印证。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的乡试闸门打开后，黔籍人才如洪水喷涌而出，犹如群星璀璨。在其后科举制度存在的短短300年中，贵州竟考出了七千举人、六百进士。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如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云贵两省入翰林院授职第一人的邱禾实，被称为“明末贵州第一奇才”的谢三秀，诗画兼长、抗清不屈的杨文骢，才华横溢、政绩卓著的周渔璜、周钟瑄侄叔，以治水得享盛名的陈法，被誉为《聊斋志异》评点之翘楚的但明论，以及出身于遵义沙滩被誉为“西南大儒”的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等。
出乎省内外人士预料的是，有清一代贵州竟然通过科举考出了一武二文3名状元。比起滇、川两省，一向被视为穷乡僻壤的贵州，这很让西南几省人惊叹不已。
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与富水南路之间有一条街，早年间是一条小巷，名叫常平仓，又叫仓门口。据说名称出自巷子里设有专门用以平抑粮价的仓库。清末因康熙年间的武状元曹维城居住于此，建了一座带朝门的四合院安度余年，故民间将之称为状元巷。民国以后，小巷拓宽商铺增多，一度称之为新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更名为市场路，80年代末恢复曹状元街名。90年代初因城市建设“曹状元府邸”被拆除，但街名一直保留至今，成为贵阳市除了中山路之外，唯一以人名命名的街道。
曹维城
曹维城，字价人，贵州平越直隶州（今福泉市）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父曹元肃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武进士，曾官至副将，解甲归田后居于平越（今福泉）。出生于行武之家的曹维城自幼随父习武，但却勤读诗书，是一名文武兼修的干才。曹维城19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会试、殿试。按清初科举之例，中举者于二月会试，三月发榜，四月初殿试。曹维城得父教益，武艺超群。殿试三场，射击、骑射、技勇均名列前茅，策论笔试又拔得头筹，遂被康熙皇帝钦点为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成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武状元，也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和唯一的武状元。
夺魁后的曹维城先为宫中御前带刀侍卫，之后外放出任云南副使、广西援剿左协副将等职。曹在任期间，天下承平，少有用武之地，而其本人又嗜好诗文，既在官无所事事，遂毅然于30岁辞官返回贵州。返乡后的曹维城在当时省城较繁华的仓门口，择地修建府邸，呤诗会友，乐享清闲。曹维城在任时的作为或因影响不大，史籍记载简略，后人亦无从详考，唯知其为人豪爽，举止狂达，不慕功名，尝与朱文、吴中蕃、潘德征等人交好，以诗见嘲。其交际好友曾写道：“我爱曹公子，风流多蕴藉。二十夺状头，三十称诗伯。长剑倚青天，高门列画戟。叱咤生风云，六诏流惠泽”。此诗恰如其份地描绘出了曹维城的人生状态。
以文状元夺魁天下的赵以炯，出生于今贵州省5A级风景区青岩古镇。位于黔中腹地的青岩，是国内唯一具有典型山地特征及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的历史古镇。明初，朱元璋在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于当地青岩山下设百户所，成为青岩古镇的发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适应屯军驻防及家属生产、生活需要，置青岩堡，以土筑城。明天启四年（1608年），土守备班麟贵建青岩城，青岩成为卫指挥同知司署治所。清代前期，青岩堡曾多次扩建修葺，设置几经变化，至道光时改设青岩长官司，管辖27村寨。清光绪年间设青岩士千总，古镇成为商铺兴旺、会馆林立、人文荟萃，扼控着惠水至贵阳粮运要冲的繁华小镇。
赵以炯
赵以炯，字仲莹，又字鹤林，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先祖原籍湖南长沙府湘潭县，始祖赵良胜时迁入贵阳。祖父赵玉挥为清嘉庆戊寅恩科举人，历任正安、贞丰州学正。父赵国澍科考获“增生”功名，因举家财办团练，随官军镇压咸同农民起义及太平军石达开部，以军功任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道员加按察使衔，总办贵州团练事务。赵氏家道殷富，被誉为书香门第，至赵以炯时，赵氏一门五进士一经魁，民间视为奇迹。
赵以炯幼年时因家中兄妹较多，寄养于贵阳南明河畔的陈姓外祖父家。陈家乃书香世家，几个舅父皆有功名，陈一珙系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所居南明河畔宿儒名贤荟萃。赵以炯7岁从本家赵辑五发蒙。同治六年（1867）受业于府学痒生吴竹堂（登桂）。光绪二年（1876年）入贵阳贵山书院就读，深受贵州学政韦伯谦、贵山书院黄芷衡两先生赏识，时逢独山莫庭芝任书院主讲，赵以炯学识突飞猛进。这与赵以炯后来的成就不无关系。
赵以炯于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光绪八年（1882年）与堂侄赵沅香赴京师应壬午科会试，未能如愿。但他并不气馁，反而坚定了“振奋放眼量”之决心。曾自吟抒怀：“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其后4年，赵以炯日日挑灯夜读，博览群书。终于从遐迩之乡脱颖而出，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获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云贵两省开科举后以状元及第而文魁天下的第一人。
赵以炯中状元后先在翰林院任修撰，光绪十四年（1888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十七年（1891年）年任广西提督学政、二十一年（1895年）回京出任礼部会试顺天同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赵以炯丁母忧回籍守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京复职，后，无意官场，辞职还故里，其后一直在青岩讲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赵以炯于青岩家中病故，时年49岁。
赵以炯的仕途生涯没有多少特别突出的政绩可言，但其通过刻苦攻读力压各省进士，打破云贵高原从无文状元的记录，却让天下人惊叹不已。时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在赵以炯中魁后写下楹联祝贺，其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曾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在《赠赵殿撰序》中，则写道：“光绪丙戌科，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实始以状元及第魁斗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以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夫黔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气郁积蓄久，而于仲莹发之。”由此可见，赵以炯的一鹤冲天，在社会上引起了多大的震动。
贵州的另一名文状元夏同龢，人生经历与曹维城、赵以炯迥然不同。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夏同龢公派赴日本留学，攻读工业与经济方面课程，成为清末唯一有状元头衔和出洋留学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因其人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故有了从封建科举的魁首，转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变化。尤其在大汉贵州军政府始建之际，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的斗争异常激烈，夏同龢态度明朗地站在革命派一边，曾将立宪党人欲请滇军入黔图谋颠覆革命政权的消息，用写信的方式告之好友钟昌祚。
夏同龢状元第
夏同龢，字用清，麻哈州（今麻江县）高枧人，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乡试中举，列第二十九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夏同龢赴京参加会试，四月参加殿试，时正值百日维新运动前夕，夏同龢就“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问题作了见解独到，思维缜密的回答，获钦点戊戌科一甲第一名，成为继赵以炯之后出自贵州山区的第二个文状元。
夏同龢能得以按照明清时期士子进阶的标准模式中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十分幸运。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次年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震惊不已，要求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在夏同龢参加殿试的两日后，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运动启动。五月，今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成立，意味着科举制度即将走到尽头。若不是后来的种种变故，夏同龢参加的戊戌科将成为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而他也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科举状元。
中魁后的夏同龢，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同年九月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为时103天的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其后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此后，客观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以自救。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搞了最后一场甲辰科考试，录取了一名河北籍的举子为进士一甲第一名。也就因为科举考试在夏同龢之后又延续了6年，夏同龢的经历中才有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任庚子、辛丑并科的湖南副考官的经历。而他返京后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则已经是清末新政的职官了。
夏状元的后半生与前期的经历完全不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被公派到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学习法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在此期间，夏同龢撰写的《清国财政策论》，曾刊于日本《法律新闻》。同时所编写的《行政法》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书籍之一。1912年夏同龢学成回国时，清王朝已被辛亥革命推翻，革命烽火仍在各省燃烧。一时赋闲在家的他，曾以“函下无尘海外有谥，鱼游青藻鸟萃平林”一联以自慰。岂料次年即被都匀府荐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20年起又出任了3年的江西省实业厅长。1925年，夏同龢因心脏病医治无效，死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结束了他57年的人生。
有学者曾以生于“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来概括这位贵州第二名文状元的人生经历，这对夏同龢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