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贵州，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各级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统战工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许多贵州青年接受了先进思想。他（她）们置生命危险于度外，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直接投身于抗日战场或与抗战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工作中，流汗流血，甚至牺牲生命。

1939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训令，规定把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作为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动员、介绍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到八路军中，到新四军中，到各抗日根据地。

1939年7月间，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封锁，中共中央决定把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到敌后根据地，“把抗大的旗帜插到敌人后方去”。为了迷惑敌人，抗大采用“八路军第五纵队”番号，副校长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华北联合大学（鲁艺、陕公、青调班等）组成独五旅，由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

原贵阳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唐树楷（息烽人，1918年生1937年入党，1938年秋经组织安排到延安抗大学习）在其《从贵阳到敌后》中写道：“……通过封锁线那天下午，我们从驻地出发到边山。待到黄昏便向敌占区进发，天黑，我们就在敌人的据点和碉堡群中穿插行进，只见探照灯四射，敌人的巡逻铁甲车来回穿行。队伍看准空隙跨过同蒲路，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岩，忽然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事后得知是敌人出来截击，遭到我掩护部队英勇反击，我们队伍虽未受重大损失，仍有少数人员不幸被俘。但他们被俘后表现得十分英勇，有的跳车逃回，有的被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这次我们从陕北到晋察冀，历时近三个月，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五个县的广大地区，行程二千五百里，备尝艰辛，大家称之为小长征。”

从1942年5月起，日军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大扫荡”。抗大的学员没有武器装备，转来转去，始终跳不出敌人的封锁线。一天夜里，敌人正逐渐缩小包围圈，情况非常紧急。为了避免与敌遭遇，抗大学员奉命“分散隐蔽，化装突围”。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日军的小股骑兵果然冲来，野地里群众扶老携幼，小孩叫，老人哭，令人心碎。唐树楷紧跟着冀中军区警备旅的一支队伍，在强行军中终于突围。之后，部队夜行军至白洋堡。拂晓，又遭到敌人攻击，唐树楷和战友们坚守在村口的前沿阵地上，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终于在黄昏突围成功，转移到冀鲁豫根据地。

在这支浩浩荡荡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的抗大队伍中，还有来自贵州的7个姑娘（孔文、严金萱、陈淑蓉、陶祖潜、尹维、罗茜和史卓英），她们所在的女生队，共有79人。尹维和陈淑蓉是班长，孔文和罗茜先后任女生队的文书。1940年春，罗茜、尹维到了抗大二分校文工团，陶祖潜分到晋察冀军区，史卓英分到第120师，严金萱留在晋察冀冲锋剧社，后来她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陈淑蓉分到抗大二分校校部警卫连当文书。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到抗大学习的人员统计表（1938年7月统计），其中贵州学员就有27名，多于邻近的广西（23名）、云南（18名）等省份。

彼时，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去，已经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这些优秀的中国年轻人，正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像黄河之水，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汇总自《前方！后方！迈向民族独立梦的贵州抗战贡献》，感谢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