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今年三月中旬，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长领衔彭万、韦松恒两位老师编著的《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新书首发式在贵阳举行，这是关于播州杨氏土司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笔者有幸得睹之。播州杨氏系宋元以来与水西安氏、水东宋氏、思州田氏齐名的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其南宋时期的杨家十三世杨粲，系“播州盛世”的开创者。杨粲墓位于遵义红花岗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系夫妇合葬，1957年首次进行了发掘，以技艺精湛的石刻艺术最为闻名。杨粲夫妇为同穴异室，两墓室后端有过道连通，过道东壁，并排而立两幅浅浮雕人像石刻，大小模样相同，两人像双手均高托一盘，置于头顶，罕见而特别。考古界称之为“进贡人”石刻。

杨粲墓“进贡人”石刻（其一）

石刻系砂石质，约高132厘米，宽66.5厘米，厚12厘米。两尊石刻上的“进贡人”，均为力士，身材粗壮，肌肉发达，卷发瞪目。上身赤膊，手腕饰粗镯，双肩披巾至胸前，交叉系结。下身着短裙，腰间系带。跣足，踝部套环。双手高举的贡盘内，盛有三种贡物，贡物之上，饰曲形线条，似大海之波浪。两尊人像一左一右，两足一前一后，均呈向上敬献贡品姿态，形象生动。从装束和发式判断，“进贡人”非西南本土少数民族，也非中原人士，似来自异域。现在问题来了，“进贡人”来自哪里，他们进贡的贡品又是什么？

杨粲墓“进贡人”石刻（其二）

所谓“进贡”，系指藩属对宗主国或臣民对君主呈献礼品。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记载。隋唐以来，西域商人开设于长安西市的“波斯馆，都是四夷进贡的人，在此贩卖宝货。”作为长期称霸一方的地方土司，更是需要定期向中央进贡，以确保家族世袭的继承得到朝廷的支持和许可。明代宋濂在《翰苑别集》中，对开创“播州盛世”的杨粲，就有“贡战马三百，黄白金巨万”和“复输马三百于蜀帅”的记载。除黄金战马外，杨家的贡品还包括绢、铜鼓、虎皮、兵器、麝脐等等。但上述记载，前指杨家向大宋中央朝廷进贡，后指杨家向更加强悍的“地方军阀——蜀帅”进贡，而杨粲墓中的两尊“进贡人”，显然是在向播州的统治者杨家进贡，杨家属“受贡”方。通过对“进贡人”贡盘内所盛贡品进行线描处理，可知有三种，判断为珊瑚、犀角和象齿。

“进贡人”石刻贡品线描图

这三种贡品同框出现，是传统特定之组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汉代道教的“八宝”，含珊瑚和犀角，但没有象齿。古代传统意义的聚宝盆，放置金银珠宝、珊瑚玉石和一双犀角，同样没有象齿。元代文士郑东在《送驸马西山公诗》云：“玉钗之股珊瑚钩，象犀珠贝充海陬”，三种宝物虽在诗词中同框，但诗中的“珊瑚钩”系比喻文章或书画华丽珍贵，和贡品并没有直接关系。《尚书》收录的《禹贡》一文，作为我国最早描写区域地理的名篇，有“厥贡惟金三品”的记录。历史上大多数儒家大师（从孔子开始）认为，向夏王朝进贡的“金三品”，即金、银、铜。但后期也有学者根据象形学观点，认为“金三品”指犀角、象齿和珊瑚，但即使这种说法成立，根据《禹贡》记载，向夏王朝进贡“金三品”的乃中华九州之一的“扬州”，和当时贵州所处的九州之一的“梁州”相隔甚远，实在扯不上关系。如果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这三种贡品同框出现的依据，能不能从贡品产地上寻找呢？

杨粲处于南宋时期，在我国两宋的对外贸易中，主要从东南亚地区进口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等。因此，珊瑚、犀角和象齿这三种贡品，为我们确定“进贡人”的大致地域，提供了一个指向，即东南亚地区。又据清代地理学家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记载，向“天朝上国”进贡，已经成为当时众多蕃夷国同大宋王朝的一种文化交流和贸易需要。据此书统计，两宋时期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文莱、缅甸等。其中占城（今越南中部和南部）朝贡次数最多，一共有56次。交趾（今越南北部）有45次，三佛齐（苏门答腊岛）有33次，阇婆（爪哇岛）有24次，等等。这些地区向两宋王朝敬献的贡品除了珊瑚、犀角和象齿外，还有南珠、琉璃、香药、龙涎等。古代苏门答腊岛以犀、象以及珊瑚最为有名，这与杨粲墓“进贡人”的贡品不谋而合。

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地理位置图

再比对“进贡人”形象，他们虽为卷发，但身材较矮，五官清秀，明显非西域或欧洲人种，观其整个神态，与爪哇岛婆罗浮屠（约公元750年至850年间）的底层人民浮雕像倒颇有几分神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今属印度尼西亚，两岛毗邻，虽然被狭窄的巽（xùn）他海峡分隔，但文化背景和物产几乎没有差别。基于此，笔者猜测，杨粲墓“进贡人”原型，来源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如果猜测成立，“进贡人”石刻就是中国在两宋时期与东南亚交往、交流和贸易的一件非常重要的物证。

爪哇岛婆罗浮屠的底层人民浮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