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桐先生(1917-2010)，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以严谨、渊博、爱才享誉学术界，被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
陈福桐先生著有古诗词集《梧山诗稿》、方史志集《十年修志文存》、《梧山文存》等，亦从事书法，省内一些风景名胜、寺院古刹均有其墨迹。1991 年，陈福桐先生被聘为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第一辑就收录了先生的《梧山遗稿》。
名师出高徒，陈福桐先生的学生厐思纯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潜心修学、颇有建树，是贵州人物史专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以研究贵州文化世家和历代乡贤著称。今年年初，厐思纯老师接受“动静”的邀约，写下了这篇《堪为人师的陈福桐先生》，回忆起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满是对恩师的敬佩与怀念……
堪为人师的陈福桐先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停止了呼吸。消息传出，立即在贵州文史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对我而言，从此失掉了一位恩师，一位视如亚父的亲人。十年过去了，但先生的身影常在我梦中出现，宛若当年与他论道时。每当忆及先生对黔中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怀想先生对后学者的提携与谆谆教诲，我无限感佩，景仰不已。
先生一生爱家爱国，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把延誉后进作为职志。先生在《贵阳府志校注本出版感言》中，曾针对当前人才零落，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等严峻现实，表达了无比的忧虑，冀望社会关注文化的传承及时培养后学者。文中这么写道：“当前学古文知识的人一天一天减少，人文科学的研究远不如自然科学的气势庞大，令人担心；凤毛麟角的古籍校注专家，近在贵州日渐稀少。希望学校多多培植后继者，否则像《贵阳府志》这样的校注工作，恐怕很难再找到驾轻就熟之人。”正因为如此，先生身体力行，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品格，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力扶持后学者，为黔中积蓄后备力量。
据我所知，先生与现今活跃在省内外一些文史学者，如张新民、陈德谦、李连昌、王路平、王尧礼、杜宁、李芳、龙先绪、史晓波，以及现在北京的艺术评论家帅好，均有深厚的师友情谊。张新民先生曾对先生的人格学识有如下评价：“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陈老才华学识堪为风范，道德风操可比人师.....”
笔者受先生教诲多年，对其奖掖后学者有着深刻的认识。正是在先生的开导下，才使我走出迷茫，开启了新的人生……
二十一年前的一天，我在街头漫步，突然与先生不期而遇，惊喜之余，驻足交谈。虽是路边偶谈，然而先生高远的识见，关怀的话语，使我如沐春风，备感亲切。次日，我带着新近发表的散文《德国寻梦》到省文史馆拜望先生，并请他指正赐教。先生阅后，认为文笔清新，视野广阔，情真意切，说我具有一定的写作功力。品茗之际，先生向我谈起了贵州文史研究的现状，诉说现在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人不多，许多领域仍是空白，且后继乏人。说着说着，先生话锋一转说道：“你的优势不在文学而在史学，可能你并不自知。据我所知：你具备研究史学的有利条件，既有家学渊源，又有一定的旧学根基，加之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文化兴亡，士人有责’的口号，我认为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要改变世人对贵州的偏见，贵州读书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我年老体衰，平生未竟之业尚未完成，每当忆及此事，常有不安的感觉，只好冀望于后学者” 。先生告诉我：“研究贵州史贵州学人无疑具有优势，犹如土特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切记！切记！” 见我有些迟疑，先生拉住我的手，恳切地说道：如果我今后志在史志，确定一个研究方向，然后穷其一生去探索，必定有所建树。
先生复兴乡邦文化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我，同时唤醒了我早年立志史学的梦想。我不再矜持，表示愿意投身文史，为贵州文化竭尽绵薄之力……
这次拜访，这位年已耄耋，精神矍烁的老人对贵州文化深沉的爱，以及对后进殷切的期望，的确令我震撼不小，印象深刻，仿佛感到我眼前蓦地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贵州缤纷多彩的历史文化向我招手……
先生是我的父执辈，亦是贵州知名的文化学者。解放前，先生教过书，办过报纸，鼓吹过抗日，反对过专制，在家乡遵义是个青年活动家；民主革命时期，先生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时，先生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游说国民党将军，敦促其弃暗投明，为遵义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政策的指导下，先生备受摧残，身陷囹圄达十余年之久，之后又被遣送到安龙龙山，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返回贵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先生就如苍松翠柏一样，苦难的岁月没有减弱他的爱国情怀，风霜雨雪铸就了他的风骨，尽管一生遭忌遭谤，命运坎坷，然而在“四人帮”覆亡后，当看到国家有了希望，他便将过去的苦难和遭遇置之脑后，抖擞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百废待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先生六十岁时复出，担任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纂。为推动贵州各地州县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他与一些有志于贵州文化建设的学者，足迹遍及七十余个市县，培训指导修志人员，充当了“吹鼓手”的角色。先生撰写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贵州六百年的诗志禅》《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从贵州历史的多元化特色与“贵州学”》《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等洋洋大文，对破除传统习俗对贵州的偏见，消除贵州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不自信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之后，贵州修志之风蔚然兴起，被中国地方志副会长董一博先生誉为“熏风南来，有席卷中原之势”。先生对贵州历史文化与地方志的贡献，以及他的道德文章，深受贵州学界的赞誉；其《晚钟出谷》《梧山遗稿》两书，是对其人生岁月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回顾与怀想。
先生才高学博，博闻强识，治学之余，不忘与人“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探讨兴黔富民的大事。其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有疑惑，我总是到先生家中请益。对此他不吝赐教，循循善诱，毫无师道尊严之感。每当撰文时，我常与先生讨论文章的内容、论点、体例及参考书目。先生希望我精心选材、文字脱俗、角度新颖、见解精辟，文章既要有知识性、又要有可读性。每当先生谈及掌故轶闻时，前朝遗老之荣枯、民国政要之沉浮、大帅武夫之争斗、文人墨客之唱和，那些逝去的往事和鲜活的史料如数家珍，兴味无穷。在这种治学的氛围中，我获益匪浅，学养俱进。
先生豁达乐观，学养深厚。有一次，先生向我谈及苦难岁月时写诗习书之事。他告诉我：“当年在龙山时，我穷蹙无告，孤苦无依，几至崩溃。经过痛苦的思索，我最终明白，要活下去，就得换一种活法。之后，每当精神痛苦、寂寞难耐之时，我来到农户家中，与他们摆家常、话农桑，为他们看病拿脉，排忧解难，并从对方质朴善良的面容和态度中去体味人性的真善美；或是找个破碗、拿枝秃笔，在废报纸上密密麻麻的练习书法，以此排解心中的痛苦……”
先生平生推重杜甫、白居易的诗。故其诗深得杜、白意旨，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含意深远。如遣送安龙龙山所作《入松林砍柴》：“持斧入松林，山深耳目新。涛声响逸韵，日照绝纤尘。地软得宽坐，虫吟听好音。劳劳几十载，一静最称新。”又如“四人帮”覆亡后，先生出任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纂时所作《修志》一诗。有如是之语：“寒来暑往日悠悠，几许英雄叹白头。万品千官难记得，名垂百世写春秋。”一位古稀老人在“叹白头”后，还要“名垂百世写春秋”，可见其境界之高。
先生善于在书法中寄托对家国的眷念和人生的理想。如书写“山川含清淑磅礴之气，人物有倜傥风流之情”的楹联，是对贵州人杰地灵的讴歌；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则是对贵州学人治学的勉励。
先生的书法，丰神秀骨，书卷气浓，颇受后学者推重。其楹联墨迹至今留存在贵州大学文化书院，贵阳甲秀楼旁翠微阁、黔灵山弘福寺，青岩文昌宫、万寿宫、慈云寺，修文阳明洞、阳明书院文化馆，遵义沙滩、禹门寺、湘山藏经楼、桃溪寺、菩提寺，黄果树瀑布及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等处。值得一提的是，黔灵山弘福寺罗汉堂这幅长联文采洋溢，书法精到，为山川胜迹增光添彩，颇受海内外游客好评。其联曰：
“六百年前建省，三百年前修寺。沿九曲径，登瞰筑亭，望群山莽莽苍苍，暮霭晨曦，变幻烟霞奇景，问何处牂牁，何处夜郎？总难明玄黄考证！当去经楼，读般若禅书，听声声木鱼，恍忽间雨洒花飞，更觉天宽地阔，绝俗忘尘，遨游在虚宇八荒之中。仰敬苦行长老，赤松和尚，秉法眼慧心，开辟这庄严佛土。
五千里外寻祖，二千里外访友。踏万级梯，临洗钵池，与众士亲亲切切，说古论今，探索生命奥秘，看哪方鹫岭，哪方祗园？好参悟涅槃究竟，应来宝殿，入罗汉境界，瞻栩栩金身，无形中潜移默化，顿感名淡利轻，宁神息虑，随从于琳宫两序之列。思慕振锡高僧，慧海上人，凭芒鞋竹杖，营构此清净禅林。”
贵州文化学者刘学洙先生曾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了过一篇《文化老人——陈福桐》的文章，对先生有如是之语：
“‘文化老人’之称号，体现的不仅是德高望重，还有文化贡献，文化担当。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份贡献与担当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始终不离不弃，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始终心怀乡邦。陈福桐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品格，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担当起了复兴乡邦文化的重任，对贵州文化作出不可抹杀的贡献，以山石般的崇高精神与贵州仁人志士共同铸就了黔中山石文化之魂。”
自师从先生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弘扬贵州的历史文化，缅怀先人开发贵州的光辉历程，从而为今人建设新黔中作借鉴，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历时十余年之久，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百余篇文史作品，并出版了《贵阳人文读本》《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民国贵州风云人物》《高门大户·明清贵阳世家》《筑地烽烟》《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九部历史专著。毋庸置言，我人生的变化，无不得之于先生当年的教诲……
岁月倏忽，往事已矣，斯人已逝，幽思长存笔者草拟芜文，以表对福桐先生的缅怀悼念之情！
撰文：厐思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