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大唐帝国后期，目睹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愤笔写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青年才俊李绅，在仕途飞黄腾达当上一品大司空后，数礼忘文，丧失“悯农”之初心，蜕变成一个铺张浪费的腐官污吏。以致官居苏州刺史的“诗豪”刘禹锡入府觐见，对李府的穷侈极奢大为惊叹，而李大人对挥霍排场的生活，早就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也。但无论如何，李绅的《悯农》一诗普及了“锄”的知晓度，提升了“锄”在人们心中的象征意义。现在问题来了，贵州夜郎时期的锄头是什么样子呢？

西汉尖叶形铜锄 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遗址71号探方出土

2001年，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遗址71号探方，出土一件高12厘米、宽13厘米、厚3厘米的铜锄。外形像一片尖头的树叶，故称尖叶形铜锄。最大的特点，是銎部位于锄体之内，像锄头隆起的脊梁。因为整体形象与中原地区的三角铜犁铧非常相似，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类型的器物一直被称为犁铧。直到有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上，发现肩扛锄头的滇族女奴形象，锄这个名字才最终确定下来。

晋宁石寨山出土扛锄形象 图片来源：吴荣曾《对滇文化青铜农具的初步探讨》

画面上的这把锄头非常醒目，由长柄与锄身两部分组成。横向装柄，呈直角，柄为曲形头。锄身与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尖叶形铜锄非常相似，是一种带曲柄的标准铜锄。具体的安装方法是将曲柄柄头削尖，插入锄身銎体。预留在銎体上的方形銎孔，需要钉入楔子固定。值得一提的是，铜鼓山遗址30号探方，曾经发掘出已经完全碳化的农作物，堆积层最厚的地方达10厘米，说明这些铜锄当初的确具有实用功能。此外，据李衍垣老师《贵州农业考古概述》一文，铜鼓山遗址出土的这种尖叶形铜锄，也曾于1975年在兴义废品收购站挑拣出一件。只是略大，高13.3厘米，宽15厘米，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元代农学大家王祯在《农书》中记载，农夫开荒使用锄头，根据地形地貌，有“阔狭大小之分”。这种尖叶形铜锄，通常高度小于宽度，可以理解为“阔”锄。就像今天的薅锄，主要用来除草和铲除浅层土壤的根。屈原在《楚辞·卜居》一文，使用“诛锄草茅，以力耕乎”一词，表达自己不愿沽名钓誉，只求垦荒锄草，勤劳耕作的生活，大概根据的就是这种“阔”锄的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备战备荒，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这种锄头虽然前端是尖的，但是因为两翼太宽，全部入土阻力太大，所以不适合深挖。若要论深挖，相对“阔”锄，“狭”锄肯定要“驾轻就熟”一些。

1978年，赫章可乐189号墓出土了一件“狭”形铜锄。长条形，长15.5厘米，宽8.5厘米。铜锄的刀刃是平的，比锄身略宽。锄身微呈弧形，正面隆脊成銎，銎部前端分两歧，好似鱼尾。中部有一个长方形銎孔，后端呈圆锥状渐大，銎口处有一方形卯口。将木柄柄头插卯入銎口，然后将楔子钉入銎孔加固，即可使用。赫章可乐这种长条形铜锄的结构，由于锄身窄小，容易下土，即使在坚硬的土壤中也能挖得很深。因此，与锋利的尖叶形铜锄相比，这种长条形铜锄在山地或坡地作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可乐189号墓属于乙类土著墓葬，不同于甲类汉式墓葬，这是否说明当时土著的耕种和生活条件，“地无三里平”，相对困难和艰苦些呢？当然，如果有机会发掘出更多用铜锄陪葬的墓葬，也许我们就能弄明白这个问题。

西汉长条形铜锄 赫章可乐189号墓出土

贵州省出土的尖叶形和长条形两种夜郎铜锄，一阔一狭。在农耕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两种铜锄在云南省同时期的滇文化遗址和墓葬中也有出土。并且数量更多，纹饰也更丰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夜郎和滇描述为西南夷的两个“超级大国”，最醒目的标识形象是“耕田，有邑聚”。也就是说，根据司马迁的调查，这里大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集聚于村落，以种田地为生。那云贵两省出土的这些青铜锄，侧面也印证了司马迁的记载是相对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