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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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用手摸耳朵”的汉俑目前仅出土两件，均是泥质灰陶。根据贵州考古所唐文元等发掘整理的《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一件为1972年黔西县罗布垮12号石室汉墓出土，原定名“抚耳俑”，后改名“听琴俑”。根据贵州省博物馆李飞执笔的《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一件为1999年兴仁县交乐19号东汉“十”字形砖室墓出土，定名“听乐俑”。

“听琴俑”（黔西县罗布垮12号石室汉墓出土，贵州省博物馆藏）

“听琴俑”为女俑，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俑高12.3厘米，跽坐，身着圆领内衫，外罩右衽宽袖长服，上身微前倾，头围巾帻。面部上仰，虽然风化模糊，但仍可看出张口微笑状。右手自然扶膝，左手上扬抚耳，似“凝神听琴”。

“听乐俑”（兴仁交乐19号墓出土，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听乐俑”为男俑，现收藏于黔西南州博物馆。国家二级文物。俑高31.5厘米，宽20厘米。中空，跽坐。身着圆领内衫，外罩交衽宽袖长袍，上身微左倾，头戴介帻（头巾），后开叉。脸略前仰，浓眉大眼，嘴微张开，面带微笑，鼻子残缺。右手抚腿，左手上扬为抚耳姿势，似作“聆听状”。该俑为19号墓被盗后由公安部门破案追回，经盗墓者现场指认，出自墓葬前室中部。

“听乐俑”侧面抚耳照

黔西罗布垮“听琴俑”伴随出土有抚筝俑，兴仁交乐“听乐俑”伴随出土有吹箫俑，因此两俑的定名都用了“听”字，那“抚耳”的行为便可以顺理成章理解为“聚音聆听”。现在问题来了，“事死如生”后依旧能享受歌舞表演的墓主人，为什么要塑造一个“听琴”或“听乐”的在墓葬里？难道他感觉孤独寂寞，要人陪他一起看表演吗？答案显然值得商榷。

“抚耳陶俑”（成都封家碾制材厂汉墓出土）

商周时期，盛行残忍的人殉葬俗。秦汉以来，有所收敛，多以草扎俑、木俑、陶俑或石俑代之。这些俑其实都是人殉的替代品，他们或演奏，或歌舞，各司其职，都是为逝者服务的。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听琴”或“听乐”俑以巴蜀地区出土为多，一般均伴随抚琴（或筝）俑、吹乐俑、乐舞俑等一同出现，颇像一支为墓主人表演的小型“乐队”。譬如重庆合川南屏2号汉墓、忠县涂井5号汉墓、成都封家碾制材厂汉墓、成都北郊东汉5号墓、广安武胜县山水岩2号汉代崖墓、内江红缨东汉崖墓、乐山夹江千佛崖东汉崖墓等都有出土。同类型的陶俑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因系征集，猜测也来源于四川。俑戴高冠，束腰带，面带笑容，左手抚于耳后，定名“东汉红陶听琴女俑”。这些陶俑无一例外的均有“抚耳”动作，但作为“乐队”表演的一员，显然不能光“听”不干活，那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东汉红陶听琴女俑”（上海博物馆藏）

据蜀郡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又据南朝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意思是巴地的民歌相当有名，不但流行巴境，在楚国都城同样脍炙人口。这样看来，巴蜀地区的人们善于歌唱，那这些“抚耳”的陶俑会不会是“乐队”成员中负责唱歌的呢？

青海土族“花儿会”（来源：西北民间艺术瑰宝）

据著名的文史作家江上《巴渝东汉抚耳陶俑应定名歌唱俑考辩》一文，将这种“抚耳”的俑定名为“听琴俑”或“听乐俑”，“是一种错误认识，这种误读出现于诸多出版物、考古学期刊以及博物馆展览的定名中，抚耳的动作来源应是人们辅助演唱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应该定名为“歌唱俑”。作家江上还调查到，目前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土族，在自发流传的“花儿会”民俗活动中，就一直保存着“以手抚耳的演唱形式”。

黄平飞云崖苗族传统“四月八”祭牛节上的美丽姑娘（图片来源：杰戈视觉）

笔者曾经请教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的声乐老师，将手放在耳朵旁，唱歌的声音是否会变得更加动听，答案并不肯定。但将手放在耳朵旁，略有一点距离，确能形成共振，产生类似“混响”的效果。对于这些“抚耳”的陶俑，到底是“听”，或是“唱”，目前专家学者并未达成统一共识，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虽然倾向于“唱”，但就如黄平飞云崖苗族传统“四月八”祭牛节上这位美丽的姑娘，她在“含笑聆听”，还是“娇颜欲唱”？如果仅从动作上，的确难以定论。

朋友们！你们认为是“听”，还是“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