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惨重失败。清廷官员中有人认为日本胜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而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一方面大举引进西洋文化，一方面又保存君主制，于是奏请派学生赴日留学，促使清政府推行了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是因为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还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是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日本政府也为了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而且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大旨》中就要求教育“应根据祖宗之训典，着眼于阐述仁义忠孝”。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学监高田早苗向张之洞做保证时说，“努力追求学问者，不会接受共和主义或者其他思想。返国后宣扬极端危险言论者均是那些不努力的学生”。日本教育的这些内容恰恰满足了清廷的需要。
二十二年（1896）3月底，清廷派遣学生13人抵达日本，赴日留学由此开始，此后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二十七年（1901）9月，光绪《广派游学谕》颁布，规定官派生：“如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三十年（1904），清政府制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尤其是三十一年（1905）停止科举考试以后，士子失去了进阶捷径，使得大量知识分子以出洋留学为重要出路，竞相负笈东渡。同年清政府举办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考试者就给予对应的官职。三十二年（1906年），据黑龙江提学使张建勋《赴日考察记》载，留日学生就达到了一万三千人之众，远超同时期赴欧洲和美国的留学人数。
在此大背景下，一向被人认为“闭塞”的贵州，也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
光绪二十六年（1900）贵阳杜钟岷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遵义黎渊由四川公派抵达日本学习。二十七年（1901）遵义黎迈由四川公派到日本留学。二十八年（1902）遵义蹇念益、蹇先骢、蹇先榘、毛邦伟，习水谢况、谢端平、谢寅初，贵阳萧协臣等留学日本。二十九年（1903）盘县张友栋（原名友棻号笏香）、镇远刘潜（原名堃字择之）留学日本。高士光，祖籍贵阳，1891年出生于四川资中县。二十九年（1903）随舅父东渡日本就读中学，后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37年回贵阳，一生从事教育。
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三十年（1904）《严修东游日记》记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有贵州遵义，黎渊、黎迈，毛邦伟、蹇念益、蹇先榘、蹇先骢、恒驹、赵孟刚；贵州麻江，夏同龢与夏肃初、夏伯寅两子及侄子；贵州平越，朱一清、朱学曾；贵州贵阳，金舜孳、于子极、熊石安；贵州清镇，刘子明、何仲书；贵州思州，董熙台。
这些贵州留学生多为自费或绅商资助，据周素园先生说，亦有公费资助。
三十一年（1905），林绍年公派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是林绍年署贵州巡抚时的大作为。就在前一年，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的林绍年就派出云南129名留日学生。当时时局动荡，贵州又是穷省，财政拮据。林绍年通令各州县设法筹款，鼓励自费和绅商资助，并下达指标：“各州县应资送速成师范一二名。款若有余，加送专门科学一二人随。”
6～7月首次派出，官费共51人，包括内习速成师范者29人和习专门学科者22人；自费生11人：其中考察学务者2人、习速成师范者2人、习专门学科者7人；随宦子弟自费生2人，总计64人。
一、官费51名
1、速成师范29名
廖杭、周恭寿、李启艺、林楩枬、李庆云、陈鸿翥、乔运亨、郭德裕、戴登庸（戡）、傅德洋、萧开锦、王宝珩、孙镗瀛、陈谔、王万杰、李永蓁、刘黎照、朱俊龙、王显荣、钟昌祚、高兆奎、吴恩庆、罗廷彦、高裕昆、刘宗杰、王孝煓、高正笏、任树铭、朱 劼
2、专门科学22名
周英、符诗镕、万勖忠（勉之）、尹于忠（笃生）、张振纲、赵世型、王佩芬、刘文龙、况天爵、吴会贤、黄延祚、马宗豫、漆运钧、张锦林、朱沛霖、李培先、穆邦荣、保衡、周步瑛、李桢、王文选（伯群）、陈其彝
二、自费13名
1、考察学务2名
刘显治、蔡岳
2、速成师范2名
刘钟俊、陈锴
3、专门科学7名
杨梧林、陈祖姚、杨梓林、杨桂林、陈锟、张靖（寒杉）、许宗溥
4、随宦子弟自费2名
金焕常、陈伯棫
同年10月～11月林绍年又第二次派遣留学生赴日，其中官费生共50人，包括习完全师范者8人、习专门学科者5人和习速成师范者37人；随宦子弟及绅商自费生23人，总计73人。
一、官费50名
1、完全师范8名
黄宝森、吴绪华、杨灿、陈玉润、梁天桂、邓光济、龚荫槐（植三）、胡肇安
2、专门科学5名
傅良弼、解江、杜源贵、薛尚铭、陈学钊
3、速成师范37名
傅师闳、萧万举、文大炎、易尚濂、张陞涛、刘光烈、赵本晋、杨光明、胡祖同、邓復、罗崑琦、陈毓善、周正仪、赵金声、徐志源、唐化溥、童汇源、张鸿藻、刘湘、杨成铸、黄行恒、陈钟濬、牟琳、朱光沛、高煌、王懋德、黄先祯、萧士杰（湘臣）、方承恩、李懋森、黄德馨、黄承恩、王锡恩、熊继飞、徐炳仁、谢绍苍、张行健
二、自费23名
刘崇濮、吴祖信、刘慎铨、刘庆銮、安其光、袁汝谦、李锦忠、李鉴忠、李炜忠、周启滨、黄锦江、阮德炳、陶文林、武荣熙、赵显彬、李映雪、卢德瑀、周承荣、刘应镛、蔡之韶、陈珺、袁汝楫、胡登铨
12月9日，林绍年选派知府吴嘉瑞、陈鸿年及通判閔世荣、李绶，知县刘华琼、罗万华、从九、周篆训，教职吴鼎、宋葆昌、季熙照、李立成，教员黄禄贞（干夫）共12员官费赴日考察教育和行政管理。知州谢祖禹、李大森自费一同前往。这一年贵州共有137名学生、14名官员留学日本或赴日考察。
同年，郎岱安健，贵阳张协陆（寿龄）亦留学日本。
据漆运钧自述，平刚、赵传笙、张仲铭、李养田、杨楙林亦与漆运钧同行赴日。漆运钧又述：官费赴日学生每人“赴日旅费八十五两，每年学费三百两，交驻日钦差大臣杨枢文发给。若不足，可增至三百六十两。”“学费自公历八月一日起领取，分四季，每季七十五两，折合日币一〇三元五角。”清政府学部在东京创办的《学报》规定，各省付给留学生的学费一律无差别，大学本科每月4I元；官立学校学生每月37元；私立学校学生每月33元；士官毕业学生每月50元。
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绍年调离贵州后，贵州留学日本的热情不减。兴义继续用地方公费选派留学日本，有李培藩、吴爵一、刘儆民、刘启民、刘冶民、刘志道（若遗）、窦觉苍、刘燧昌、刘慤昌、刘言昌、赵显国、赵元奎、赵元珮。
光绪三十三年（1907）胡德刚入早稻田大学。贵州巡抚庞鸿书派候补道查秉均（安徽泾县人）赴日本考察学务，撰写《丁未东游日记》，归国后出任贵州农林学堂第一任监督。
据日本《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贵州留学生名单辑录”：“明治三十八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卒业生：蹇先榘；第一学期修业生：卢夔麒、唐桂馨、熊范舆、姚华、陈国祥、于德坤、李维钰；卒业特别试验合格者：夏同龢；法政速成科第一学期特别及再试验合格者：戴宝辉。明治四十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政速成科第三班卒业生袁永康；第四班卒业生刘显治、唐汝声、李淋、漆运钧、杨桂林、张鸿藻；法政速成科特别试验：王济辉；法政速成科补习课卒业生：陈国祥、戴宝辉、杨兆麟、姚华、李维钰、袁永康。明治四十一年（1908）法政速成科第五班卒业生：法律部：陈树基、陈正猷、谢明良、谢鉴、蔡之韶；政治部：张寿龄、陈廷策、赵世繶、余若瑔；法政速成科第五班补习科追认卒业生，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卒业政治科：钟振声。”所谓卒业，即毕业。特别试验相当于“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
光绪三十三年（1907）朝廷验看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其中贵州学员考列最优等之编修杨兆麟著记名遇缺题奏；考列优等之庶吉士陈国祥著授职编修，并赏给侍讲衔；邢端著授职检讨，并赏给侍讲衔。考列中等之原工部主事姚华、法部主事李维钰著准其留部。
据《乐嘉藻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优级选科学生铜仁吴才俊“即自备资斧出日本留学，年须三四百金，今年因铜仁水荒，田产被损，不能再备学费，故只得废学回国。”
光绪三十四年（1908）遵义周焱儒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安顺谷正伦入日本振武学校。四川秀山杨荩诚以松桃籍入贵州武备学堂，后以贵阳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周英日本法政毕业授举人。
宣统元年（1909），贵阳陈筑山、张彭年赴日留学。遵义宦泽民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兴义何应钦、李毓华，安顺罗黔山入日本振武学校；熊范舆胞弟熊继成，字述之，亦自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农业学校。
二年（1910），遵义朱季瑜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郎岱龙幼安，又名继平，跟随姐夫普定袁怡仁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农学系。
宣统二年（1910）贵州游学毕业生参加学部甄录考试中式的有张友栋、漆运钧、陈正㷕、朱学曾、李燿忠、余若瑔、周步瑛等，授予举人。
清末赴日本留学的贵州人还有贵阳孙孝宽、刘石荪，清镇谭勤益，遵义杜泗，麻江周昌寿，贵定朱友夔，黎平周仲良，安顺刘荣勋，兴义郭光泽。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徐天叙，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杨嗣荣，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倪树森，东洋大学柳人寓，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王正堃，日本蚕桑速成学校贵阳姚鋈、陈自新。此外，还有孙敬之、杜镛、傅德阳、黄怀清、文元桢。
贵州留学日本的有父子、叔侄、兄弟，如遵义蹇念益与其侄蹇先榘、蹇先骢，福泉朱一清与其子朱文伯，麻江夏同龢与两子夏肃初、夏伯寅及侄子，贵阳张协陆、张彭年兄弟，遵义黎渊、黎迈兄弟，贵阳于子极、于子勤兄弟，麻江周恭寿、周昌寿兄弟，毕节余若瑔（达父）及侄子余健光，毕节杨樨林与弟杨栋林、堂弟杨梓林、堂妹杨和林以及侄子杨孝慈、杨寿慈、杨敬慈、杨希慈。杨和林成为毕节，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女留学生、女大学生。
清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是期望这些学生学成后，能够成为维系其统治的支柱。贵州的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一部分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骨干力量，大多成为贵州发展近代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坚，对贵州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以上名单限于清末。苦于资料缺乏，肯定有遗漏，望识者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