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寒露物候美，鸿雁来宾，雀鸟化蛤，菊有黄花》谈到“菊有黄华”时说，“不是黄色的菊花其实简直不正宗。”有读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的确，从现在流行的菊花花色看，黄色简直都算不上是主流了。其实，国人所甚爱的菊花，园艺品种自大宋朝才大放异彩。然而，当时，苏轼等文人对此反倒很不感冒，持否定态度，那这又是为何呢？
北宋苏轼《赠朱逊之并引》曰：
元祐六年九月，与朱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馀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
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
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
一从人伪胜，遂与天力争。
易姓寓非族，改颜随所令。
新奇既易售，粹驳宜相倾。
疾恶逢伯厚，识真似渊明。
君言我所印，世论谁敢评。
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赪。
苏轼本诗诗前“引文”的意思是说，宋哲宗赵煦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九月，苏轼与朱逊之等人在颍州进行专题会议。由于是在“菊月”九月开会，会前会后或许安排有观赏菊花的雅集。有人便谈论起来，说是洛阳花匠特别擅长嫁接花卉，每年都会推出新品种，而特别是菊花品类尤其繁多。对此，朱逊之评价说：“菊花以黄色为正色，其余诸花色皆鄙陋不可观。”有感于朱逊之此言，苏轼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魏献子所讲叔向与鬷蔑一言而知交的典故，来比方他对于朱逊之的肯定与赞扬，并抒发其“乐莫乐兮新相知”之欣喜欢悦。
而苏轼此诗，诗意也很曲折隐晦。字面上的意思大致是说：黄花作为九月秋节的物候，远古文献《夏小正》里就有记载说“荣鞠（菊）树麦”。人们衣服的颜色是有正色的讲究的，像黄菊一样的黄色衣物享有美名。可是就有那一众人等偏偏弄虚作假虚伪粉饰，妄想与上天所拥有的“天然”相争。还有的人更是数典忘祖，甚至变更姓氏投靠于他族，改头换面，事事随从，以求仕进荣达，搞得精粹的与驳杂的也混为一谈。但你朱逊之真像《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那位“疾恶如风”的朱震朱伯厚一样，又爱菊敢言、识辨真伪如同那求真求醇的名士陶渊明。你朱逊之所说的话我苏轼愿去印证担保，可世风日下，实事求是也成了难事，除了你我二人。简直就没有人敢于仗义执言。希望你朱逊之初心不改，像那严厉的寒风带霜而来，把那些不是正色的紫色菊花、浅红菊花等等一扫而空，只留下“正色”的黄菊笑傲枝头。
以上详细翻译解说了苏轼的引文和诗篇，那啥，多彩的菊花碍着朱逊之、苏轼啥事了？紫色菊花、浅红菊花不香吗？而苏轼以朱逊之为知己，如此一番洋洋议论，夹枪带棒的，这分明是话里有话啊。还有，这朱逊之是谁啊，苏轼为什么还要和他“会议”呢，而他们聚会在颍州又一起议论研究了什么重大问题呢？当然，甚至从根本上大家也可能会问，苏轼为什么跑到了颍州？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对于苏轼来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元祐六年三月，苏轼从“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任上，“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知制诰，兼侍读”。据《宋史·苏轼传》载曰：“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苏轼到达颍州任上是在元祐六年八月，随即，苏轼深入万寿、汝阴、颍上三县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并访问民情，沿颍河进行测绘测量。元祐六年九月，苏轼连上两封汇报给尚书省，题为《申省论八丈沟利害》；并“奉旨”主持召集召开“会议”，“奉朝旨，令知陈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罗适、都水监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转运司，至颍州与臣会议开八丈沟利害。”元祐六年十月，能吏干吏勤吏苏轼就汇总了所有情况，写成专题报告，奏报朝廷。具体前因后果、利害相关等等全部见于苏轼的这篇奏章《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里，全文加“贴黄”（类似“注释”）共两千六百余字，条陈缕析，周密详备，关于核心事项“八丈沟不可开”，完全能让皇帝和执政的太皇太后明明白白。
也即：
右八丈沟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余更有不便事节，未易悉数，兼已略见于本路转运判官朱勃《申省状》内。及考之前史，邓艾本为陈、颍间田良水少而开八丈沟，正与今日厌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论之详矣。伏望圣慈指挥，将朱勃申状与臣所奏，一处看详，即见八丈沟不可开事理实状，了然明白。
而这位文中所云之“本路转运判官朱勃”即苏轼“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朱逊之。朱勃，字“逊之”，洛阳人氏，时任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朱勃对于大家而言可能比较陌生，但他有个儿子更有文名，朱勃朱逊之就是那位号称“词俊”的朱敦儒的老爸。
还原历史场景，则关于八丈沟要不要开，实则已经成为影响朝廷政局、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难事，几年下来都没有定论。苏轼在奏状里讲：“臣历观数年以来诸人议论，胡宗愈、罗适、崔公度、李承之以为可开，曾肇、陆佃、朱勃以为不可开。”苏轼还历数八丈沟的“历史”，这八丈沟是三国时代的邓艾主政时开挖的，本意就是用于水利灌溉，“邓艾本为陈、颍间田良水少而开八丈沟”，但苏轼主政颍州时，情况正好相反，“正与今日厌水患多之意不同”。而又据奏状可知，开挖八丈沟的提议实则与陈州水灾直接相关——看来，民间戏文里的包公包拯“陈州放粮”，是基于陈州水涝灾害之后朝廷赈灾放粮史实的演绎表达。
苏轼关于“八丈沟不可开”是立足于坚实的科学测量数据的，“臣已选差教练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计会本州逐县官吏，仔细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淮之涨水高低、沟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并且，关于数据真实，苏轼还让“逐县官吏”写了保证书“保明文状”，连“所有逐竿细帐”都可以任由朝廷随时查验。而所有这些巨量工作，苏轼是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圆满完成的！
而隐藏于史书记载背后，苏轼此来颍州，其实正是奉旨前来，有专办八丈沟开否之“大事要事难事”的用意。在身份上，“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之上，苏轼应该还有京西北路的军事、行政职权，否则，同为知州，也不能“令知陈州李承之”前来颍州“与臣会议开八丈沟利害”。
苏轼《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达于圣听之后，第二年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春天，苏轼即奉旨“移知扬州军州事”；元佑七年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元佑七年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从这一发展进程看，苏轼于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快速、详实、果断处置久拖不决的开八丈沟重大事项，给予坚定坚实的否决，是他元祐年间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关键节点。毫无疑问，能吏干吏勤吏才是苏轼的本色，他出色地“奉朝旨”问计于民，协和各方，出谋划策，定国安邦。
再深入探究下去，从苏轼《赠朱逊之并引》这首诗的“引文”里，我们还可以读出苏轼对于“洛人”的冷嘲热讽。引文里有这样一句，“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我们看来，种花人善于创新，技艺高超，嫁接培育花卉新品，这令人赞叹啊。但结合该诗来辨析，苏轼可不这么认为，他的观点是，如此“巧夺天工”是“伪”，与“真”有天渊之别，绝不值得提倡，甚至鄙陋不堪。那么为什么“巧夺天工”反而被认为“伪”呢？这大概是因为“巧夺天工”跟正人君子坚决反对的“巧言令色”比较容易产生相关联想，而《论语》里就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因此，在苏轼等文人士大夫看来，简直所有的机巧、技巧其实都是有严重道德风险的。但是，而且，这即便你苏轼说的都对全对无比对，那也只是洛阳的园艺家们“伪”啊，你也不能说是“洛人”如何如何搞“地域黑”吧。
那为什么苏轼的思路如此清奇呢？其实，这与当时的党争有关。元祐年间，北宋朝廷政局被认为有三党，洛党、蜀党和朔党。宋代王应麟《小学绀珠·名臣下·元祐三党》曰：“洛党，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刘挚为领袖。”看看看看，没想到吧，苏轼还被认为是蜀党的领袖。既然如此，苏轼借着评论洛阳花匠狠狠随手“黑”洛党一把，嘿嘿，抨击“洛人”洛党三重罪，“人伪”，“改颜”，“新奇”。那他又为什么特别赞赏甚至歌颂洛阳人朱逊之呢——正是因为朱逊之是“洛人”而旗帜鲜明反对“与天力争”而且最“真”啊，所以，苏轼这如此高调赞颂“洛人”朱逊之其实又是在讽刺洛党说，“看看看看，同样都是‘洛人’，差距怎么这么大捏！”
当然，大家更喜爱的还是文人苏轼。据说，与《赠朱逊之并引》创作于一时，思想内容上也直接相关，苏轼还留有一副墨宝《菊说贴》，收录于《西楼苏帖》，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苏轼《菊说贴》，行书，凡七行，六十七字，其文曰：
《夏小正》以物为节，如黄瓜、苦菜之类，验之略不差。而菊有黄华，尤不失毫厘。近时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亦可怪也。
呵呵，苏轼的时代，菊花八月上市到十月底都有卖，他便觉得是怪异的事情了。好想告诉他啊，现在，不算外来品种，一年到头都有绽放的各色菊花，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