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对贵州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

这一年，一向鲜为人知的贵州，忽然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不仅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云集贵州高原，展开了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生死较量，革命与反革命阵营的首脑人物也频繁进出省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更是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将盘踞贵州20余年的地方军阀一锅端掉，在这个远离南京的西南省区建立起国民党的直接统治；而经中共中央批准，贵州地下党也在这一年建立了省一级的领导机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贵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贵州的政局经历着巨变，贵州人的观念和意识也因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发生着巨变，这就是贵州的1935年。

1935年以前，蒋介石是没有到过贵州的，但他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很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1926年起执掌贵州政权的桐梓系集团，表面上虽然听命于中央政府，头上也顶着国民政府省长、国民革命军军长之类的职衔，实际上却我行我素，把贵州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在周西成当上贵州省长的那年12月，国民党中央曾派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3人到贵州筹办党务，周西成觉得这帮人来者不善，勒令他们交出密电码本，还将张李2人拘捕入狱。这种局面蒋介石岂能容它长期延续？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开始浩浩荡荡的战略大转移。这时候的蒋介石，满以为他的五次“围剿”已经奏效，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开始筹划如何处置川、滇、黔、桂的地方势力。这年底，红军进抵湘黔交界，随即西进贵州，蒋介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实施一石二鸟之计，趁追击红军除掉贵州的王家烈。他将时任鄂豫皖行营秘书长的李仲公召至面前，要李凭借与王家烈的交情，劝王家烈交出省主席一职，专门管军事，还说这是为抗战作准备，是从西南大局着眼。

就在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计划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薛岳、吴奇伟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尾追红军而至，占领了贵州各要塞。1月8日，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进驻全省政治中枢贵阳。2月21日，薛岳被任命为国民党贵州绥靖主任，随同薛岳进贵州的郭思演被任命为贵阳警备司令。未几，蒋介石亲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部署“围剿”红军的同时，制订了取缔桐梓系地方势力，在贵州建立国民党直接统治的计划。

在蒋介石的重重压力下，王家烈尽管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拱手交出政权。4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贵州省政府，免去桐梓系头目王家烈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职务，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蒋介石又下令成立中统贵州特务室，免去王家烈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他去当没有实权的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还专门让张学良陪他一起飞往武汉。至此，贵州的军政大权全部被蒋介石收入囊中。

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吴忠信是一名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政府警察总监，后来在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随孙中山转战粤、桂、闽诸省。此前，吴忠信是安徽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之所以这么远把他调来贵州，一是两人的私交比较好，二是利用吴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些关系，用他来抵制和联络桂系势力。

吴忠信在贵州任职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却尽心尽力地为蒋介石办了几件事。吴到贵州时，蒋介石虽然已经解除了王家烈的兵权，将他调离贵州，但桐梓系10年统治扎下的根基毕竟很深，吴氏的政令离开贵阳便很难推行。这种情况，对蒋介石“围剿”红军和控制贵州的计划当然极为不利。

为打击盘根错节的军阀残余势力，吴忠信强化了贵州的行政管理，在县级行政机构之上设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全省共设11个行政督查专员区，同时又以东南各省抽调入黔的官员为基础，撤换了大批桐梓系官员，从而消除了桐梓系东山再起的机会。

推行和强化保甲制是吴忠信巩固国民党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民国年间的保甲制，强化了“连坐法”和军事职能，远比清朝时严峻得多。吴忠信在他不长的任期内，将贵州全省编制成16721保，161591个甲。这套行政体系，犹如一张严密的统治网，将贵州各族人民牢牢地罩在其中。随着保甲编制的完成，桐梓系在贵州的基层也失去了生存空间。

吴忠信之后，贵州的省主席一职换得非常频繁。先是顾祝同以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主席，西安事变后，顾祝同调任西安行营主任，改由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韩德勤代行省主席职。不久韩德勤也调去了西安，省主席一职由滇黔绥署主任薛岳兼任。薛岳的省主席只当了三个月，“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被委任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投入淞沪战场。薛岳一走，贵州省主席一职再度空缺，只好让时任省民政厅长的孙希文代理。由此看来，1935年以后的贵州，国民党虽然实现了从地方军阀手中夺权的计划，但除了政治上加强扼控之外，由于时局的剧变，根本顾及不到贵州的建设与发展。

桐梓系军阀的下台，终结了贵州历史上最后的地方割据。

因为特殊的区位及复杂的地理环境，贵州这片地区的治理，一直是中央政府十分头痛的问题，从秦汉时的羁縻政策，到隋唐时的羁縻州制，再到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无一不是针对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复杂的民族构成制定出来的。明成祖开设贵州，将贵州的行政管理纳入了国家的统一规范，但大量的土司依然存在，直到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没有将其彻底铲除。辛亥革命后的地方军阀，企图继续利用区位及地理上的条件沿袭历史，显然背离了时代节拍，灭亡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党当局终结桐梓系在贵州的统治，对贵州地区的发展也不能说一点积极作用没有。

1935年的贵州，不仅自身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更让中国的历史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生死攸关的转折。

20世纪30年代，贵州社会继续经历着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转型。从维新思想的传播，到近代工矿业与交通邮电的兴办，打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辛亥革命以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内容不断更新，从专制主义桎梏中摆脱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改变贵州面貌的欲望日益增强。但这种变化主要局限于中心城市和相对繁华的城镇，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触动，那里的人们依然在统治者的压迫下，周而复始地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看不到前途，也看不到希望。

导致贵州农村发生巨变，促使各族劳苦大众觉醒的，是共产党和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

1930年4月，红七军3000余人在张云逸等率领下，由桂北进入东南的荔波、榕江一带。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在贵州境内进行活动。不久，红八军的一个纵队也由广西转战到黔西南的望谟，在蔗香一带休整达半年之久。1932年底，红七军一部到望谟屯驻，在当地建立中共卡法支部。此后一段时间，红军的旗帜一直在贵州境内飘扬。1934年7月黔东特区建立。8月，贺龙率红三军一部占领印江、思南等地。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会师。

中央红军是1934年12月12日由湖南通道分两路进入贵州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接着，红军相继攻占黄平、余庆、瓮安等县，于1935年1月突破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遵义人民聚集在丰乐桥(今迎红桥)头迎接红军进城。

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刻不容缓的一系列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堵和追击。接着，主力挥师南下，再渡乌江，开辟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的前景。4月，红军佯攻贵阳，蒋介石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开赴镇西卫待命。红军则乘势南下，连克数县后，离开贵州进入云南。中央红军离黔后，红二六军团亦从湖南桑植出发，西进占领贵州玉屏、江口、石阡诸县。接着又向西攻占黔西、大方等地。在大方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国民党方面集中90个团的兵力于黔西北，企图对红军展开“围剿”，但最终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乌蒙山南下，经盘县胜利进入云南。

从1930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贵州转战7年之久，将革命红旗插遍了省内67个县的土地，不仅在贵州创建了一批革命根据地，还开辟了31个革命老区。这些革命老区的群众，经过共产党和红军的教育，从因循守旧，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只知种地纳粮，对现实的不公平逆来顺受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告别了昔日大山封闭所造成的无知与怯儒，走上了为自己，更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浴血奋斗的道路。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但这场革命最终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贵州的这场农村变动，正是由共产党和红军用长达7年的时间来发动的。语言、文字、图画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和革命道理的主要工具；打土豪、分田地是红军为劳苦大众指明的解放道路；严明的纪律与深得人心的政策，是红军的身教示范。红军长征离开贵州时有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队伍，爱国青年宣传抗日救亡在农村得到那么广泛的支持，解放战争时期贵州涌现出那么多革命武装，这一切无不证明，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鼓动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贵州贫苦农民觉醒了。他们的觉醒，不唯是对贵州近代化进程的有力推动，也是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35年也是贵州革命力量从分散、薄弱，开始由组织上走向统一和逐渐成熟的一年。

贵州是中共组织活动比较早的地区。20世纪20年代后期，靠近川南的赤水地区已有党的组织。1933年春，中共赤水特支曾发动赤水兵工厂千余工人罢工。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当地党组织又成立“赤合游击队”，配合红军的行动。30年代初活跃于黔桂边区的中共组织有中共蛮瓦支部、卡法支部、丰业支部等。1934年1月，在黔西北素有“一步踏三省”之称的毕节县，成立了中共毕节支部。毕节支部积极团结进步青年，通过革命文艺团体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革命宣传，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一部分支部成员和群众骨干向安顺、贵阳和遵义转移，革命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期间，贵州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中央领导听取关于贵州地下党的组织与工作情况后，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工委，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批准建立的省一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她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贵州革命形势的高涨，成为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省工委建立后，为配合红军在贵州的战斗，迅速组织力量在全省开展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斗争。首先是工委书记林青将带回的红军战报在党内传阅，再由各地党员向群众介绍红军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揭穿反动派“围剿红军胜利”的谎言。接着利用“五四”16周年、“五卅”11周年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及组织宣传队等形式，回顾“五四”、“五卅”运动的斗争历程，激发群众的革命斗志。纪念活动期间，省城贵阳到处可以听到“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口号声。不久，贵阳、安顺、遵义等县工委相继成立，省内各县陆续建立起中共支部或地下党小组。

面对持续高涨的革命浪潮，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地下党实施严厉镇压。1935年7月19日，反动政府在贵阳逮捕了中共贵州地下党工委书记林青和工委委员刘茂隆，企图一举捣毁贵州地下党组织。事后，刘茂隆经营救脱险，转赴上海。林青于同年11月被杀害。

国民党制造“七一九”事件的目的，是想借红军西进云南的机会，一举将红军在贵州播下的革命火种扑灭。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这次统治当局一手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中，贵州省工委的活动点只有两处受到破坏，大部分党员和群众骨干事发后都安全隐蔽下来。不久省工委在贵阳近郊召开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会议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决定了在城市实行分散隐蔽，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军事工作的方针。

经过一番血与火的革命洗礼，贵州的革命力量不仅得到了壮大，也逐渐走向成熟，而这正是不平凡的1935年所带给贵州的。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