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9字方针夺得天下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有人将他的治国理念归结为这样32个字:“发展生产，阜民之财；节约开支，省民财力；节省工役，减轻负担；宣传教化，加强法治。”从他在贵州的所作所为来看，这32个字的概括还是当得起的。不过，在处置与贵州宣慰使安氏关系的问题上，这位明太祖却有些过于玩弄权谋，显得不够光彩。
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军事天赋都很高的人。从一个穷愁潦倒的和尚加入郭子兴的部队，到成为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以战功连续升迁，最后击败陈友谅、张士诚等竞争对手，统一全国，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没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艰苦的奋斗历程，练就了朱元璋圆滑的政治手腕和敏锐的军事眼光，也形成了他无端猜疑对谁都不信任的心态。
自古以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因为战场格局瞬息万变，将兵者必须审时度势，灵活机动，方能克敌制胜。但这句千古流行的军事俗语，在朱元璋这里却不管用。
征南将军傅友德是朱元璋赖以平定西南的军事干将，但傅友德的军事行动，无不出自朱元璋的事先部署。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奉命出征云南，临行，朱元璋先是嘱咐他：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一定要注意山川形势。然后，对战争怎么打，走哪条路，用哪支部队，都做了详细安排。他要傅友德从永宁派一支精锐部队向乌撒进军，自率大军从辰、沅进入贵州普定，先分据各处要害，再出奇制胜拿下曲靖，与乌撒永宁的军队会合后，再直捣云南。
对傅友德说来，皇上的这番布置，不过是进攻云南时必须遵循的军事行动计划，只需照办即可。却不知其中隐含着朱元璋扼控贵州局势、钳制水西安氏土司的深刻用心。
贵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战国秦汉以来的一些统治者早已经意识到了。楚顷襄王派庄蹻经夜郎入滇，秦始皇修五尺道，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诸葛亮发动南中之战，无一不是想将贵州这块战略要地收入囊中。但明代以前的执政者，没有谁对贵州战略价值的认识有朱元璋这样到位。
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明军攻克云南的捷报传来，朱元璋专门遣使到前线，告诫傅友德:“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一句话道出了朱元璋心目中，贵州在稳定西南政局上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
或许由于太看重贵州的军事价值，对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并“贡马及方物”以表忠诚的贵州土司，朱元璋始终抱着一种不信任和防范心理。《明实录·卷七五》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洪武五年(1372年)，已经被任命为贵州宣慰使的霭翠，请求发兵征讨负险阻兵以拒官府的垅居部落。霭翠的一番忠诚，在朱元璋的眼里，变成了“蛮夷多诈，不足信也，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因为怀疑垅居之反是“霭翠所激”，不但“霭翠所请不从”，还令当地驻军慎守边境，防止霭翠借机生事启衅。
水西安氏在贵州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其先祖是蜀汉时期助诸葛亮平南中，“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被封为罗甸国王的济火。济火之后，唐朝时的阿珮、北宋时的普贵、元代的阿画，都在开国时纳土袭爵，继续执掌水西统治权。尽管有着长期雄踞一方的实力，在千余年的朝代更替中，水西安氏总是率先纳土内附，足见其识大体，顾大局，有着浓厚的国家一统观念。
霭翠于元末袭顺元路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领水西48目。洪武四年(1371年)，霭翠与水东宋蒙古歹等率土归附，朱元璋下令“以原官世袭”，“税听其输纳”，并赐霭翠姓安以示笼络。次年，明政府下令将水东、水西合并、设贵州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使，水东宋氏为宣慰同知，宣慰司印由安氏执掌，遇事则共同商议。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又特别下诏，明确“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
朱元璋的这番荣宠，换来了水西各部的忠心回报。明军进攻云南时，水西拿出马1万匹，毡1万领，牛羊、弓弩各1万以助军需。平定云南的当年，霭翠还亲往朝谨，贡马27匹及毡、衫、环刀等物。其后，水西的进贡几乎没有中断过。当然，每次也都得到了封建王朝例行的赏赐。
但是，表面上的平静与和谐，并不能改变朱元璋骨子里对贵州各族的偏见。就在一方不停敬献方物，另一方慷慨回赏嘉勉的同时，朱元璋控制水西的军事部署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这一时期朱元璋的言行可以看出，表面上的拉拢和抚慰，绝不是这位皇帝治黔的基本政策，长期保持高压与钳制，随时准备清除土司势力，才是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
就在水西为征南大军提供大批军需物资，促成明军全面胜利的第二年，朱元璋已向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密授机宜。为防止“大军既回，诸蛮亦复啸聚”，令将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土酋悉送入朝，“霭翠夫妇亦如之”。同年8月，又在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赫章)、瓦店等地设卫之际，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称“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乃可定也＂。
对最高封建统治者来说，像安氏这种边远贫困地区的地方首领，无论如何输诚，都无法改变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大权于手中的决心。正因为如此，发生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奢香事件，与其说是都指挥使马晔的一意孤行所酿成，不如说是朱元璋对水西各部玩弄权术的产物。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帝赐锦绮钞币有加。(洪武)十四年……，时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刘淑贞闻止之，为走愬京师。帝既召问，命淑贞归，招香，赐以绮钞。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而召晔还，罪之。”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已经熟知的故事。人们钦佩于奢香的凛然大义，为她能在极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镇定自若，维护大局，化干戈为玉帛，制止一场有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战争而赞叹不已。而对马晔的暴虐，对其为邀功不惜挑起战争的图谋，表示出极大的鄙视。然而，如果对明初的政治局势和朱元璋的一贯行事风格多作一些分析，不难发现，这件事有许多地方值得深思。
因为《明史》中没有为马晔这个人立传，马晔的前期经历和他以什么样的军功爬到贵州都指挥同知这样高的职位，便无从了解。但有一点是许多史籍都提到了的，那就是马晔是朱元璋结发妻子马皇后的侄儿。作为研究明朝基本史籍的《明实录》没有提到过马晔这个人，《明史》中只用“罪之”，一笔带过了马晔的下场，究竟怎么个“罪”法，也并未写出来。
近年来有学者撰文提出，“马晔鞭挞奢香事件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史籍误载”。文章结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作者质疑：在朱元璋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军事长官怎能随意处置地位崇高的宣慰使奢香”这样的问题，提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血流如河的战争中走过来的朱元璋，对公然敢于违命之人，从来都是杀无赦，决不心慈手软。朱元璋的严酷，明以前的统治者都望尘莫及。他十分重视史治的整顿，严禁官吏玩忽职守，庸政害民。高级官员必须接受御史监督，中下级官员必须定期考核，品德恶劣者罢官为民，凡贪污达到60两纹银的，一律处死，严重者还要被剥皮。面对他的严刑峻法，朝野官员噤若寒蝉。
按明朝的官制，都指挥使司掌一方之军政，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为“二司”。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设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土司当中，宣慰使司为从三品，宣慰同知为正四品。马晔当时的头衔是贵州都指挥同知，级别比暂香稍高。即便如此，在上有都指挥使，水西地位又在各宣慰之上的情况下，无论急功之心强到何种程度，马晔也决不敢擅自启衅，用裸挞奢香的手段来制造事端。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位与宫廷有着内线联系的官员，揣摸或了解到了朱元璋的内心想法。
朱元璋对水西安氏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他不仅将贵州都指挥使司设于贵州城(今贵阳)内，加强对两宣慰使的监控，还严格规定，水西安氏“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如有事需回水西，必须报请批准，并将宣慰司印交任宣慰同知的水东宋氏代管。目的显然是将霭翠圈控在贵阳，削弱其与水西各属的联系。
尽管水西出了大力，帮助朝廷打赢了征南之战，朱元璋也丝毫没有放松对霭翠的防范。换句话说，找一点水西的岔子，为政治严控甚至军事打击制造借口的想法，一直活跃在朱元璋的脑子里。如果他对西南地区的政策真正是抚绥安揖，坚持以维持现状，力求稳定为宗旨，马晔虽有马皇后这座靠山，也决不敢冒杀头风险去邀功生事。
历来的史书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像朱元璋这样对水西安氏玩弄两手的做法，《明实录》之类的文献自然不会留下痕迹。我们不能凭空猜测奢香事件中，马晔是否得到了朱元璋的授意。但从事件发生后这位皇帝的态度和处置方式中，仍旧能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个将水西事件向朝廷报告的人，是水东的刘淑贞。按理，朱元璋听到这关乎一方安危的重大事件，应有强烈反应，至少会让刘淑贞带回上谕之类的文书，对奢香进行安抚，或派人随同刘氏一起到贵州进行调查。但这位以雷厉风行著称的明太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让刘氏去见马皇后，由马皇后问她:“你能为我把奢香召来京师吗?”然后，皇帝本人就坐在京城等着奢香去朝见。从贵阳到金陵，往返至少需数月。面对“诸罗果勃勃欲反”的严峻局势，朱元璋居然如此好整以暇，一点儿也不着急，不能说不是一种反常。
其后接见过程中，朱元璋与奢香的一番对白更加耐人寻味。朱元璋首先问奢香道:“马晔给你们制造了很多痛苦，我准备为你们除掉他，你拿什么来回报我呢?”奢香答:“愿世世代代约束部属，保持地方安宁。”朱元璋道:“那是你的职责啊，怎么说得上是报答呢?”奢香答:“贵州东北有道路可通四川，但久已梗塞，我愿为陛下凿山通道，开设驿传，以供往来。”听到这里，朱元璋龙颜大悦，当即下令给奢香以厚赐，召马晔还京问罪。
重义轻利的奢香返回贵州后，信守对朱元璋的承诺，亲率众族人开山辟岭，掘土筑路，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乌撒，抵达乌蒙；一条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沿途设置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9个驿站，这9个驿站，即历史上所称的“龙场九驿”。
与奢香的重诺形成对照的是，朱元璋对事件的处置却显得既无雷声，也无雨点。处置马晔是朱元璋亲口对奢香的承诺，据马晔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斩首应该是最轻的，再不济也是一个撤职查办。一些文献，如田恕成的《炎缴纪闻》、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虽有“太祖怒，立斩之”，“召晔，数其罪，斩之”一类记载，毕竟不是正史，因此，马晔的生死结局仍是一个谜。
如果朱元璋真的“不惜舍一人以安一方”，将自己的外侄马晔处以死刑，这种不避亲、不徇私的政治风范，是值得大加称颂的。这样有利于皇上的资料，御用文人们哪会轻易放过，《明实录》和《明史》一类的官修史书也绝不可能漏记。但马晔之死，偏偏只见于明清两朝的私家著述和后世所修的地方志。这就让人对马晔的被处决，不能不产生出许多疑问。
朱元璋在与马皇后谈到马晔的时候，虽然有“吾知马晔忠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的话，但也没有明白说一定要杀掉他。事实上，即便马晔在贵州的行为没有朱元璋的授意，朱元璋是否会因奢香事件杀掉马晔，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朱元璋是靠投身于郭子兴起家的，马皇后是郭子兴的义女。在朱元璋创建帝业的岁月里，马皇后与之患难与共，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朱元璋被郭子兴猜忌时，靠马皇后拍郭子兴老婆的马屁，才得以免祸。有一年军中粮食不足，朱元璋打仗回来没有捞到饭吃，马皇后从养父那里偷来刚出锅的炊饼，藏在怀里给朱元璋吃，据说热饼将她胸部的肉都烧焦了。面对这样一个让自己铭感五内的妻子，朱元璋会断然下令杀她的侄儿吗?
马皇后是一个孤儿，每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对亲戚比较回护。有一次，朱元璋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在对陈友谅的战争中立了功，因叔父未及时赏赐而表现出不满。朱元璋得知后，杀了朱文正身边的亲信，当他要治朱文正的罪时，马皇后当即劝道：文正这孩子立了好多战功，守南昌尤其不易，况且只是性急要强，并不是反叛，不要追究了。结果，朱文正只受到了免官处分。由这件事来推断，马晔这个外侄的结局，可能与朱文正那个内侄差不多。有学者分析马晔事后没有被杀，而是易地做官，被派到西北一带继续统率军队，这个结局完全是有可能的。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