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部名为《贵州：移民之州》的书，书中说贵州汉族人口的绝大多数迁徙自中原、湘楚、巴蜀、江浙等地，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亦是从四面八方迁徙而至。这个过程始于古史传说时代，至今仍留下许多可以辨析的痕迹。这种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经常从一些宣传资料上看到这样的表述：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17个世居民族，49个民族成分。一些文章甚至官方文件中都在引用这一提法，却没有人对“世居”的概念做出过贴切的解释。从字面上去理解，“世居”似乎便是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意思。但由于我们都无法将史前生活在今贵州境内的古人类，与后世的贵州居民联系在一起，这“世居”的概念，就很难说用得恰当了。

历史文献显示，贵州高原是我国古代几大族系迁徙的交汇点，今天贵州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在不断的民族迁徙中进入贵州，逐渐定居下来的。一些学者曾据此提出贵州是一个移民省，应该认为是把握住了贵州的省情特点。

有人分析民族迁徙的原因时说，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总是在各种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下发生的。生产力的发展，迁出地气候和环境的变迁，战争以及统治者的强迫迁徙政策等，都是民族迁徙的推力因素；统治者采取的怀柔政策，迁入地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和民族认同意识，则属于民族迁徙的拉力因素。

今贵州境内的居民，除回、蒙、满等3个民族是元明清时期从北方陆续迁入居住，不属于古代的南方族群外，其他各族在秦汉以前都分属于古代南方的濮、夷、蛮、越等族系。

先秦时期，生活在贵州境内的主要是百濮人，后来，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百濮人逐渐走向衰落，氐羌、苗瑶、百越族人却先后从东、南、西几面向贵州迁徙，使贵州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历若干世纪的辛勤开发，各民族相继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形成了今天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贵州也就成了拥有数十个民族成分的多彩多姿的民族大家庭。

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民族迁徙，大多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下自然发生的。但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贵州也出现过几次由官方主导的移民活动，汉武帝的“募豪民，田南夷”之举，正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移民。这次移民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武帝的移民入黔之举是由修路引起的。

《史记·平准书》记载说：“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至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在汉武帝方面，事先并没有料到在贵州修路会如此困难。数万人在崇山峻岭中筑路，粮食用品都得从千里以外的巴蜀等地征调，运输途中的损耗高达数十倍。工程艰巨、民众不满、加上巴蜀两地的物资已无法满足需要。无奈之下，才决定采取招募豪民到贵州垦种，就地向郡县纳粮，由内府拨钱偿付粮价的措施，以此来解燃眉之急。

西汉年间应募入黔的豪民，大多来自川西和川南等地的汉族。豪民们带着依附于他们的劳动者，成群进入贵州屯垦。他们的居住地大多在郡县治所附近，成了郡县有力的经济支柱。由于豪民们带来了较本土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大批的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的社会进步。这应该是这场移民给贵州带来的最积极的影响。

移民的辛苦经营既为汉王朝缓解了修路工程的困难，也给自己带来了财富。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武帝时迁入贵州的豪民主要有龙、傅、尹、董等家族。其中，傅氏的居住地在今贵州的晴隆、六枝一带；尹氏的住地在今黔南州的独山、平塘、荔波与黔西南州的普安、盘县、兴仁一带；董氏居住在黔西南州的兴仁、兴义等地；龙氏的住地可能在今安顺、清镇和平坝一带。贵州近年发掘的汉墓中，有许多出土物与上述几姓豪民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当时在贵州的活动。

中国历史上最早实施官方移民的统治者是秦始皇。他在南越地区设置郡县后，为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将50万中原人口迁移到南越地区，与当地人混杂居住。但秦始皇的移民活动并没有涉及贵州。

贵州屯堡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官方名义向贵州移民的统治者，他的这一决定拉开了汉民族大规模迁入贵州的序幕。继他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派遣官吏到贵州进行统治，这些人也成了新的汉族移民。到贵州屯垦定居的移民，自西汉以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封建王朝又不停地把一些“罪人”“犯官”“亡命者”遣送来贵州，以示对他们的惩罚。这种放逐也使贵州的移民人口不断上升。

豪民们进入贵州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随着这些世家大族经济实力的膨胀，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相应一天天增加。许多人最终发展成贵州境内叱咤风云的大姓，连封建中央政府委派的郡县官吏，也只能看他们的眼色行事。

大姓们带到贵州来的劳动者，全是他们在原地的依附农民。这些人不但经济上要受主人的剥削，人身也受到严格的束缚。一旦大姓的势力发展到独霸一方的程度，他们便成了大姓的忠实部下，成为大姓集团势力的组成部分。到了东汉晚期，中央王朝失去对政局的控制，各地豪强为在战乱局势下自保，大都将自己属下的佃户按军伍编制起来，作为保境的武装力量，势力大的甚至趁机抢夺地盘，割地称雄。面对这种局势，贵州的大姓势力也纷纷仿效各地豪强的做法，走上以武力独踞一方，称王称的道路。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原西南夷地区的大姓势力持续膨胀。今云南境内的雍闿、吕凯，贵州境内的谢氏、尹氏。都是很有实力的大姓势力。作为汉族移民中的上层，大姓们往往趁管理地方屯政的机会将大批土地据为己有，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又利用手中的特权把持盐、铁等紧俏物资，为扩张政治势力奠定物质基础。他们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充作私家军事武装，为其扩大统治势力而战。不过，豪民们若干年后的这种尾大不掉，是汉武帝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移民这种事，任何时代都在发生。历史发展到今天，移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现象。由国家(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大规模非自愿的经济性移民，是人类移民史上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人对移民的迁入发出质疑，认为移民是一种经济负担，但都无法否认近期移民是美国这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2007年7月10日的联合国网站，刊载了秘书长潘基文关于移民问题的观点。这位秘书长直截了当地指出：“移民们的辛勤劳动使一个又一个家庭和社区脱贫。”“他们在各国间传播思想和知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他们是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体之间活跃的人类纽带。”

汉武帝对贵州的移民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又是在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进行的，当然不便用来与当代的国际移民比较。但从汉武帝组织这次官方移民的动机来看，至少这位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通过移民手段，有可能利用发达地区的生产力资源，解决欠发达地区某些经济问题。而他的移民之举，也的确起到了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