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云贵地区对古代“蛮人”有句谚语，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简单的理解，就是无论门阀士族，还是贩夫走卒，都可携带一把宝剑防身，游走江湖。如果将地点具体到盘江流域的今黔西南地区，从出土地点和发现数量的多少猜测，这种防身“宝剑”大概率会是“一字格青铜剑”。

一字格青铜剑 兴义市鲁屯镇柘围村出土

黔西南出土和发现的这种一字格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通高一般不超过30厘米；二是剑茎为中空圆柱形。束腰，顶端微张呈喇叭口。无剑首；三是剑茎纹饰主要有同心圆纹、S形连续半圆纹、粟纹、云纹、涡轮纹和编绳纹等；四是一字型剑格立面扁窄，并且相对较长，剑格长通常更有利于护手；五是剑身纹饰通常为阴刻，由两个大的涡轮纹分叉为羊角状，间饰蕉叶纹、编绳纹和数个小涡轮纹等，整体造型酷似一根箭的尾翼，暂定名为“箭羽纹”或“箭尾纹”。这种纹饰兼有剑的血槽作用。槽后起剑脊，用于增强剑身强度；六是剑身基部较宽，斜下至中部后，剑刃凸起，向下再微收微凸，最后锐收成锋。十分锋利，实战中具备较强的杀伤力。黔西南的这种一字格剑，尽管和滇文化的一字格剑在纹饰、刃的幅度等方面略有区别，但从滇文化大量出土的情况看，其源头应该就是今天的滇池地区。并且，从滇池地区一路向东的陆良、师宗、罗平一带，近年来也出土有大量的一字格剑。

剑身纹饰 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出土

黔西南的一字格剑来源于滇文化，但并非就不是本土“转型”制造。1980年，普安青山战国至西汉的铜鼓山遗址，出土一件残损的陶质剑茎内模，就是制造青铜剑茎的工具。通高5.7厘米，径3厘米。其上纹饰主要有S形连续半圆纹、同心圆纹、粟纹和看上去乱糟糟的编绳纹等。三年后的1983年，在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中，出土一把一字格剑，通高26.7厘米，茎长7.5厘米，一字格（一头微曲略残）长13.6厘米。该剑的剑茎纹饰与铜鼓山遗址剑茎内模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因为用于铸造青铜剑的陶模和陶范，均为一次性使用，一剑一模一范，在完成青铜浇注后，需要毁掉模和范，才能将其内的铜剑提取。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尽管二者纹饰微有偏差，安龙这把一字格剑板上钉钉，就是本土制造。当然，还远不止这一例，兴义市郑屯镇枇芭湾、鲁屯镇柘围村、顶效镇绿荫村大寨先后出土的三把一字格剑，也是类似纹饰。此外，铜鼓山遗址本身也出土有一件实物，其实物的剑茎纹饰与这件剑茎内模的纹饰也是大同小异，区别不大。

陶质剑茎内模 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

黔西南的这些一字格剑，有两个特征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剑柄上比较凌乱的编绳纹。顾名思义，编绳纹就像用草绳编住剑茎的样子。这是因为，早期的青铜剑多是扁平茎，使用时容易伤手，这就需要使用草绳或皮革缠绕剑茎，以便握持时能够护手和防滑。有时，为了增加杀伤半径，需要加长剑柄，这就需要使用两块木片或竹片上下夹住剑茎，再拴绑固定，以增加剑柄的长度。这种纹饰的由来，大概率是仿制了这种早期缠绕拴绑剑茎所呈现出来的图像。

剑茎 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出土

此外，无一例外，黔西南的这些一字格剑的剑茎上，均有穿孔，一个或两个，位置也不固定。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固定后期需要增加的木柄，作为木柄与剑柄加固连接的栓孔使用。但这种观点有两个疑点。一是加柄之后，整剑使用时的力量会大大减弱，因为这些剑的剑柄本身并不短，与剑身的比例协调，使用时受力也非常合适，完全没有必要把柄加长。二是在这些圆柱形中空的剑茎中，没有发现残存木屑和加塞木柄的痕迹。

一字格青铜剑 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

《左传》中记录了一个鲁国世袭贵族臧武仲“赏盗缉盗”的典故，说是要赏赐盗贼“衣裳剑带”，就是赏赐衣服和剑带。《后汉书·虞延传》中，也有赏赐“钱及剑带”后佩刀还乡的记载。这说明我国使用剑带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佩剑形象中，其中就有佩带一字格剑的人物形象，其佩带方式，就是通过一条专门的剑带，将剑佩于腰间。故笔者大胆猜测，这些剑茎上的穿孔，极有可能是专门用来拴系剑带，或将铜剑拴系悬吊腰间使用。如果猜测成立，那黔西南的这种一字格剑，就是古人专用于近身肉搏的短兵利器。“荆轲刺秦，图穷匕见”，剑要小才能做到。黔西南一字格剑的特点亦是如此，便于“匿剑藏身”，隐蔽性强。虽然杀伤半径小，但杀伤力度大。

云南石寨山出土佩剑人俑 图片来源：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