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非比寻常、期待已久的特殊日子。从北京回到贵阳，参加贵州民族大学举行的费孝通先生和家父欧百川铜像落成仪式，心情非常激动，久久难以平复。
铜像揭幕仪式现场
此时此刻，情不自禁让我回想起家父五十年代初期在贵州从事民族工作的深厚渊源与人生轨迹，尤其是贵州民族大学前身——贵州民族学院创建过程中的一些感人故事。
1950年初夏，在贺龙元帅举荐下，家父欧百川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从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贵州家乡，从事民族工作，开启了自己人生与事业的新起点、新时代。
家父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出身，年轻时曾不畏艰险，两次徒步千里到贵阳求学。他历来对社会不公尤其是民族歧视，感同身受，深恶痛绝。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后来投笔从戎，跻身军旅，身经百战，成为一名职业军人。1926年初，他毅然决然率部投奔贺龙元帅，参加北伐战争，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20军1师副师长兼2团团长。在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中，追随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革命军第82师副师长、师长，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三次会战等著名战役。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遂退出现役，解甲归田，隐居川东秀山。家父特殊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使他深刻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更了解少数民族青年求学之路的太多艰辛和不易。所以，在他担负全省民族事务领导工作以后，在抓好各方面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
费孝通先生铜像
1950年8月，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来到贵州，开始为期七个多月的慰问活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就是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家父与费孝通教授因此相识相知，从此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贵州慰问期间，费先生给家父透露，中央已经明确，拟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大区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在各有关省份设立民族干部学校。旨在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家父当即询问费先生，贵州能不能也争取设立一所相应的分院，费先生表示认同并提供了很好的意见。随后，家父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提出在贵州设立西南民族学院分院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肯定，同意就此动议争取西南局和西南民委的支持。
1950年9月，家父欧百川受贵州省委省政府委托，担任贵州省少数民族观礼团团长，带领贵州各民族代表赴重庆集中，然后与四川、云南少数民族代表共同组成西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进京观礼。行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亲切会见观礼团并当面委托家父，请他向西南局领导和西南民委反映在贵州设立西南民族学院分院的诉求及相关事宜。
在重庆期间，家父按惯例，第一时间拜望了老首长贺龙元帅，并就在贵州单独设立民族学院等事项当面向他请示。贺龙元帅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在听了家父汇报后，贺龙元帅当即明确表态：“这个要求很好，我支持，赶快上报”。与此同时，家父也就此事以个人名义向西南民委王维舟主任作了汇报，同样得到鼓励和赞同。另外，在西南局组织的各民族代表座谈会上，在家父引导启发下，众多代表纷纷就民族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其中最为集中的一条就是：希望西南局、西南民委在贵州设立民族学院。这些意见建议得到回应和采纳，后经西南局于1950年11月6日函转贵州省政府，为省委、省政府作出“设立民族学院”等重要决策提供参考。观礼团到达北京后，家父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民委领导反映，请求中央民委帮助呼吁，支持贵州设立民族学院。
正是在费孝通先生与家父欧百川达成共识、共同倡议的前提下，经过积极争取、多方协调与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成立西南民族学院贵州分院筹备工作机构。1950年11月16日，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办事机构设在省民委。当时定名为西南民族学院贵州分院，主要任务是培训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时间半年一期，第一期拟招收200名学员。后来，在贺龙元帅的亲切关怀下、在西南局、西南民委和中央民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最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贵州单独设立民族学院。1951年1月29日，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随即正式更名筹备设立贵州民族学院。这是贵州民族学院历史上乃至贵州省各民族政治生活中值得书写的一件大事！与同时期成立的其他民族学院相比，贵州民族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以省份命名的民族学院。它标志着，从此以后，贵州少数民族同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等院校！
1951年5月17日，贵州民族学院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时任省委书记苏振华亲自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家父欧百川在开学典礼上也讲了话。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贵州民族学院的创办是一个新的历史创举。能够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机会，这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结果。全省四百万少数民族同胞要感谢党和政府，全体学员要怀揣感恩的心，担起肩上的责任，努力学习，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怀厚爱，不辜负学校全体老师的辛苦教育，不辜负全省400万少数民族同胞的殷切期望。他勉励全体同学，要树立高尚的理想和抱负，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为建设新中国新贵州，建设民族友爱团结的大家庭贡献力量。
1951年以后，家父相继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贵州省民委主任、贵州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但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教育事业，始终是他高度重视，最为关注，倾注心力，付出最多的头等大事，更是他老人家一直以来的最大牵挂和毕生情结。
1952年上半年，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进一步发展民族高等教育事业，贵州省民委报请省委省政府同意，决定贵州民族学院迁建新址。这是贵州民族学院创办初期又一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大事。省委省政府委托时任省民委主任的家父欧百川负责主持此项重大工程。1952年7月3日，家父主持召开民院迁址新建专题会议，决定扩大办学规模，按学员500人，干部职工200人，共700人规划，总预算为50亿元（注：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方案报经省委省政府及西南民委批准后执行。期间，1952年12月19日，贺龙元帅到贵州视察工作，家父前往花溪公园拜望贺龙元帅。贺龙元帅十分关心贵州民族学院办学情况，交谈中询问道：“民院开学了吗？”家父应声回答：“已经开学一年多了，但校舍原来是一个教会中学，很简陋，不像学校。我们已决定迁址新建，报告已经正式报送西南民委。”贺龙元帅当即表态：“好，争取迁址，建好后，我来看一下。”1954年夏天，贺龙元帅再次来到贵州。在家父的邀请和陪同下，贺龙元帅莅临贵州民族学院视察，亲切接见广大教职员工，并对贵州民族学院办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民院今后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本文作者欧亚平与其父欧百川铜像合影
以上所述，初略回顾和追忆了家父欧百川与贵州民族学院初创时期相关联的一些工作片断和点滴事迹。虽然大都是一些年深日久、零星细碎的过往旧事，但透过这些尘封已久、时过境迁的如烟往事，我们仍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当年贵州民族学院创办、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费孝通、欧百川等老前辈与贵州民族学院结下的不解之缘与深厚情结。他们曾经以对民族、对国家、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殚精竭虑，尽心尽力，一往情深地为贵州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鼓与呼、助与推，作出了值得历史铭记的重要贡献。我认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坚定信念，仍然应该是我们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缅怀、尊重和传承。
今天，再次来到贵州民族大学，来到父辈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耳闻目睹七十多年来贵州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内心感到特别的欣慰和高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年老一代人创建的贵州民族学院，如同一棵极具生命力的幼苗，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开枝散叶，已然成为一棵根深蒂固、花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如今的贵州民族大学，学科完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学规模宏大、科研实力强劲、校园环境优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大好景象，早已成为贵州省名列前茅、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说，家父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追求与梦想，他们魂牵梦萦的初心与夙愿，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我想，如果两位老人家在天之灵有知，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
最后，再一次向贵州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真诚的期待和祝愿：贵州民族大学越办越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作者介绍：
欧亚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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