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大众最熟悉的。其实，除汉武帝外，其他几个皇帝在贵州的影响都不算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是对贵州历史影响相对较大的一个，他的许多举措，至今还留有不少历史烙印。此外，清代前期康、雍、乾三位帝王的治黔方略，不仅对贵州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清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及贵州状况的改变都关系密切。
清军在消灭南明永历小王朝后占领了贵州，但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上动荡、经济上闭塞落后、交织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残破局面。为了牢固确立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安定西南边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不能不认真考虑一套有别于内地的治黔方略，并推出一系列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得失兼有，利弊掺杂，从历史发展的视野进行考察，不仅针对性强，收效也很明显。
清初治黔，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着重稳定政局，统一行政区划，继之以恢复发展社会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的倾斜度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顺（治）、康（熙）年间属第一阶段，从雍正元年（1723年）起至乾隆末，可视为第二阶段。
“三藩之乱”肇始于“云南王”吴三桂。在8年的平藩战争中，康熙越来越意识到稳定西南对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性。
对于黔省行政区划的混乱，历代封建王朝均感棘手。由于土流并存、事权分散，导致政局不稳。据魏源《圣武记》所载：疆臣虽屡有调整贵州区划之请，“枢臣动诿勘报，弥年无成画”。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帝却认为：“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于是，一场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及贵州省际疆界的工程由他手里展开。
康熙的第一个手段是裁卫并县，推动事权的统一。为此，他于康熙十年（1671年）改龙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匀五卫为县，“以安庄卫归并镇宁州、黄平所归并黄平州、新平所归并普安县”。接着，下令凡明朝在贵州设置的卫所，除个别保留外，概行裁除，分别纳入各府、县（州、厅）管辖。这一举措，结束了卫所与府县分治的局面。
紧接着进行的是省际疆界的调整，这项工作主要完成于康熙、雍正两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原隶湖广的镇远、偏桥（今施秉）二卫划入贵州，属镇远府。之后，陆续从湖南省划入镇远、偏桥、五开、铜鼓、清浪、平溪六卫及天柱县；从广西省划入泗城府、西隆州在红水河以北之土地，又将安龙、荔波、册亨、平塘、罗甸皆划归贵州；还由四川划入乌撒府（威宁府）及遵义军民府，将原属贵州的永宁县划隶四川。到清末，贵州全省共辖12府、2直隶州、13厅、13州、43县及53长官司。今贵州省界由此大致固定下来，此后再未出现大的变动。
裁卫并县、调整省界，形成了以省会贵阳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中央王朝对贵州全境的控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事权分散的问题。明朝虽然在贵州通过建省、平播之役，将几大土司进行了改流，只保留了贵州宣慰使司。然而，终明之世，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所形容的政治期入轨范，“黔中一省，俨然进明堂”的景象并没有出现。直到清初，境内仍有宣慰司1（贵州宣慰司）、长官司76（含蛮夷长官司21）。
康熙年间，土司领地与中央政府直接行政区犬牙交错的局面依然存在，导致地方事权割裂，政令难行，严重阻碍国家统一全国行政区划的进程。一些地方改土归流几十年后，仍为土目所盘踞，甚至“文武长寓省城，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而省境黔南、黔东南一带，还有大片地区“昔曾羁縻设官”，后因交通梗阻，鲜与外界交流，未曾纳入行政建制，被视为“生界苗疆”。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社会进步，也令清王朝的治黔政策难以推行。
在清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土司制度已到非革除不可的地步。因此，改土归流成了雍、乾两朝治黔的重点。雍正即位后，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大规模改土归流建议。鄂尔泰认为：“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主张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随后，大规模改土归流迅即展开。从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镇压长寨地区的少数民族起，清政府相继在贵州裁废或革除了一批土司。通过一场充满血腥、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清王朝在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得以逐步建立，昔日土司专横跋扈的局面受到很大扼制。
今台江
设置“苗疆”六厅是与改土归流同步展开的一项工作。清代的“苗疆”一般指今贵州剑河、台江、雷山、丹寨、榕江及三都等地区。清政府在解决了长寨、广顺、定番（今惠水）、镇宁等地的问题以后，接着把目标转向这一带。雍正六年（1728年）至雍正十年（1732年），清军以武力攻占八寨、丹江、古州、都江、清江、台拱等地，以血与火为代价，设置起直接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六厅，即今天的丹寨（当时称八寨）、雷山（时称丹江）、三都（时称都江）、榕江（时称古州）、剑河（时称清江）、台江（时称台拱）6县。通过这一举措，昔日的“生界”纳入了清王朝的直接统治，对加强中央王朝与这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维护封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也给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清军大量屠杀少数民族群众，焚毁民族村寨，这对当地人民来说则是一场特大的历史灾难。
继稳定政局、统一行政区划之后，清政府着力推行以“抚绥”、宽缓为主旨，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的治黔方略。这些治黔方略，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历代休养生息政策再加以发展的产物。这说明清王朝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得统治地位，却十分重视延续数千年的汉文化，重视吸取历朝历代休养生息的施政经验。
经过明末以来的战乱，贵州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几乎陷于绝境。清初统治者认为，贵州一地“汉少苗多”，“昔年为贼窃据，民遭苦果，今虽获有宁宇，更宜培养以厚民生”，故“育民之道，无如宽赋”。从顺治年间开始，黔省的确屡有减免钱粮之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免贵阳、安顺、 都匀、石阡、镇远、铜仁等府属州县、卫所、土司前一年旱灾额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免当年贵州全省未完钱粮及全省前一年所有应征地丁各项钱粮；雍正七年（1729年）免全省次年额征地丁银两；雍正八年（1730年）免贵州新垦起科暨邻省改隶田亩全年额征银33300两；乾隆元年（1736年）免全省前一年所有应征银两米石，乾隆二年（1737年）免安顺等五府厅（州、县）部分钱粮，乾隆三年（1738年）免郎岱等受灾四州（厅、县）额赋并缓征旧欠，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免全省戊戌年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铜仁府前一年应征钱粮等。
清初治黔，特别强调“宽缓”，严戒官吏邀功生事，同时也要求土司人民慎遵训诫。尤其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大规模战事的平息，反复强调“抚绥安戢”，加强整顿吏治，抚恤善后，恢复发展生产。在通过减轻边地民众负担、稳定政局方面，乾隆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用。他曾在谕旨中告诫：“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导，职位尤重，不得不慎选其人，以膺牧民之寄。”针对一些地方官吏邀功生事，他还特别严饬：“近时督、府于苗疆重地，多择能员以资弹压，殊不知矜才喜事之辈，饰文貌以欺耳目，图声誉以求升迁，非有实心实政以求抚绥化导之本，究于苗疆无所裨补……果得廉静朴实之有司视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谅无有不可以革面革心者”。
清初的捐税为田赋外之主要收入，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但清政府在贵州征税则较审慎，其取法也略有别于内地。如对贵阳等属所产之茶叶、烟、黑香、木耳、花椒、藤蔑等物，因其数量不多，免于征税。雍正时，以遵义、绥阳、桐梓等地的山场货物已在遵义、仁怀两大税处完税，下令凡分贩小场之物，官吏不得“又复抽取，重迭征敛”，并严禁“催头衙役，借端需索，侵食中饱”。至于徭役一项，则强调“地方官应恤其劳苦，加以体察，毋令兵役恣意凌虐，以肇衅端”。同时，严禁兵役到各村寨“需索酒食、盘费、鞭扑苗人及棍徒冒充差役行凶索诈，借端派累”。
清初在全国颁布垦荒令，意在增加田赋收入，扩大税源，但对贵州则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早在顺、康年间，清廷便以“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予印照，永为己业”。同时，鉴于“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决定改为“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垦荒，酌量起科”。根据贵州山地情况，清朝地方官也比较重视在贵州兴修水利，认为“水利一兴，民田尽灌，商贾皆通。百姓自然殷富”。为此提出：如果不能修渠筑堰或渠堰已经废弃的，应鼓励各业主通力合作修建或恢复，按灌田多少分别给予奖励；若工程规模过大，准借司库银修筑；同时提议由官府借给工本款，仿江汉一带造龙骨车，以备灌田之用。此外，清廷还在贵州劝民饲蚕纺绩、种棉织布、栽植树木，以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清代前期贵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了较大发展，商业贸易也因之逐渐兴旺。安顺成为全省棉纺织品贸易中心，城内设有市场五个，其中三市经营棉花、一市经营土布、一市经营粮食。遵义是全省丝织品贸易中心，“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往来不绝。商业发展又带来了城镇和集市的繁荣。省城贵阳成为全省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中心，“江、文、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
清代前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的重要时期，从这一大的背景来认识清初的治黔政策，其主要方面显然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而这些政策也的确产生了稳定西南边疆，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
这正是我们需要关注清代前期治黔方略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