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得到较为系统、全面的反映始于地方志的编修。只有在当地人将身边发生的事整理记述下来以后，我们才能获得了解贵州高原局部或整体情况的第一手信息，用以印证那些靠辗转相传、道听途说、少量资料编织而成，可信度有限的文献。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

贵州方志的出现在宋元时期。不过直到明弘治以前编纂的60来部方志，都已全部散佚，不复重见。迄今我们能看到的最早贵州地方志为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该志系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后，设局官修的第一部省志。全志共十七卷，包括贵州宣慰司及各府、州、卫、千户所的地图，疆域、沿革、山川、风俗、形胜、土产、学校、馆驿、古迹、名宦等。堪称介绍贵州省情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正是有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之后编纂的各种地方志，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来描绘明清之际的贵州民生画卷，讨论那个时期的先民们过着怎样一种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贵州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首先出现在生产关系方面。

还在平定云南时，朱元璋便开始在贵州各地遍设卫所，大兴屯田，从而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了进来，贵州的经济社会因之获得了强劲发展动力。明朝政府推行屯田制，规定凡屯种去处缺犁铮耙齿等器，着有司拨给原料“铸造发用”，耕牛不敷，“即便移文索取”。但是，这种屯田制颁行日久，弊窦渐生，各项规定变得形同虚设。无奈之下，政府只得召集军民和流商“芟秽耕种”。结果，由驻军耕种的屯田，出现大量租佃现象。加上一批来自内地的地主、商人一旦在贵州站稳脚跟，便大肆购买土地雇人耕种，原先呈点状冒头的地主经济迅速向周围扩散，进而引发了生产关系质的变化。

明成祖朱棣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揭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随着改土归流的大规模推行，原先在几大土司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始摆脱对土司的人身依附。在交通相对通畅、商贸活动频繁的地区，政府往往将原先属于土司的“私田”没收，改为招民耕种，按亩纳粮。土司的“公田”则任随开垦为业。结果是有钱有势之人趁机广占田土，再将占得的土地租给劳动者，以收地租的方式进行剥削。在当时的贵州，这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几乎成为全省的普遍现象。

清代的情况又比明朝进了一步。当局虽然宣布继承明代的屯田制度，规定“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却不得不把军屯剩余的土地或分给当地人耕种，或由官府招募佃耕，或让汉族地主承领转佃他人，收取屯粮以供军需。清朝时的军田、民田都可以买卖，军田每亩只需上税银五钱，民田只要按“每三亩八分科纳粮米一石”，政府便给契为业。这样的政策引发了屯田的剧烈兼并，促进了贵州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形成。

除水西土司外，贵州的几大土司在明朝已被政府改土归流，到了清初剩余下来的只是一些中小土司。这些土司，经过雍正年间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绝大部分都被流官取代。失去昔日威风的土司们，不少成为没落户，甚至一些人靠出卖田产维生。《黔南职方纪略》形容当时的情况说：“近年来，土目头人日益贫困，将私田粮田辗转售卖予汉人，以至业易数主”。《清实录》也有“土司贫苦，往往将所食存粮之田，作为无粮之土，卖予绅衿商民”的记载。屯田制的破坏、土司的没落，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使土地买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各地造就了一批大地主。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天柱县一户龙姓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居然跨越3县，遍及30余个村寨，每年收租3万余担。安龙、罗甸、望谟等地收上千担谷的地主为数也不少。除汉族地主外，少数民族中的地主也多起来。清平县的苗族地主不但广有钱财，还常与官府勾结欺压群众。

以严重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封建领主经济，在贵州迅速被新兴地主土地所有制所取代。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不仅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更成了这一时期贵州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从土司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农奴，他们不再需要接受被强加的各种人身强制，可以通过租佃土地，缴纳实物地租，过上属于自己“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程度会有多大。

农业的发展是导致乡村社会生活变化的主因，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明代开始，贵州的乡村经济逐渐向周边省区与内地靠近。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足以证明这一点。

明清的各种文献均有广泛使用铁制犁、锄、耙、镰、锹等农具的记载。从锄耕、人拉犁到牛耕，是封建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标志。明、清两代，牛耕在贵州得到进一步推广，除黔北和黔中在明代早已使用牛耕外，黔东南的苗族与侗族地区、三都水族地区、黔南苗族地区也都逐步用牛耕替代了人拉犁。据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说，他当年游历贵州时，就曾在都匀一带亲见“波耕水耨，盈盈其间”的景象。当然，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距，牛耕的推广运用，在省境各地并不一致。在一些边远山区，受自然条件限制，直到清代，当地的耕作技术依然比较粗放，许多农户仍在使用木、石工具，甚至刀耕火种。在贵州，这种现象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继续存在。

耕作方法的进步和农作物品种的引进，是明清贵州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开始用中耕方法取代落后的耕种方式，不仅懂得将土地按性能划为若干等级，分别种植不同作物，还学会了按照不同作物施用不同肥料。到了清代，随着许多作物品种的引进，耕作技术进一步精细化。水田种粳稻，坡地种糯谷，干田种胡豆，高山栽包谷，新垦地种小米，冷湿地种稗子，干松地种荞麦成为普遍常识，城乡居民的食品也变得更加丰富。

我们今天食用的许多食物，相当一部分是明清时期传入或引进贵州的。在这之前，贵州的粮食作物主要为大米，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则多以杂粮为主。小米、红稗、荞子、豆类、大麦、燕麦等都可充主食。入明以后，由于移民的大批到来，各种粮食作物、蔬菜等，陆续引入贵州，小麦即是粮食作物中的一大品种。

在贵州，地区之间地形地貌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也有不同。黔西北一带，因气候偏寒，水稻之类粮食作物不易栽种，“人所资以生者惟苦荞、大麦而已”（《（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一些地方志也记载，当时被称为“贵西苗九种”的少数民族，“居高山大菁中，不产稻，唯食苦荞杂粮”。随着小麦种植的传入，上述地区的民众逐渐开始种植小麦，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徐霞客在其游记中曾为此发出感叹：“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

小麦之外，包谷也是明代传入贵州的重要粮食品种。包谷学名玉蜀黍，原产美洲，经欧洲、亚洲于明嘉靖年间传入中国，于明末清初引入贵州。据文献载，玉米传入贵州的时间晚于广西，早于湖南和四川。因贵州土壤气候均适宜种植，玉米在省内迅速推广，黔北地区“民间尤持包谷为日用之需”，黔西北的威宁“贫人以荞为常食，包谷、燕麦佐之”，黔西南普安一带“包谷俗称玉麦，民间赖此者十之七”。足见玉米的传入，对于贵州解决当时的粮食紧缺困扰起了不小作用，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玉米都是贵州贫困人家的主粮。

明、清两代的经济作物种植有较大发展。其中木棉、棉花、苎麻、芝麻、蓝靛、油菜籽、甘蔗、甜菜、土烟、辣椒等种植面积最广。这些经济作物中，有几种在贵州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苎麻是贵州民间最古老的纺织原料，分布极广，全省各地均有种植。蓝靛可加工为染料，一直深受民众喜爱，贵州少数民族尤喜穿着青蓝色衣，并以蓝靛制作蜡染原料。随着蓝靛种植面积的扩大，贵州成了盛产蓝靛之省。辣椒是贵州人之所爱，这种原产于美洲墨西哥到哥伦比亚一带的草茎物种，16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称为番椒。初因“开花白瓣，绿实尖长，熟时朱红夺目”，外观甚美，人们只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培育，直到康熙年间，才进入饮食系统。而最先尝试吃辣椒的并不是进口辣椒的沿海港口，也非西北、东北等地区，而是既不沿海也不沿边的西南腹地贵州，并且从贵州传到四川，再传到湖南。于是黔、川、湘成了中国最能吃辣之省。

“慢半拍”，可以说是古代贵州经济发展与内地或平原地区的差距所在，这种现象自然也表现在民生方面。当一些地区的地主经济已完全确立，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出现分工，并带动商业兴旺时，省境相当一部分地区仍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明初大规模移民，外地工匠陆续迁入，这些脱离农业的匠户，凭借精湛的技艺，佣工生产，在城镇周边建立手工作坊，并将产品拿到城乡售卖；二是官府开始出资创办手工工场，生产各种军、民需要的产品。

各类手工工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贵州民生状况和生活方式。尤其到了清代，这种变化更显突出。

生于乾隆，卒于嘉靖年间的习水人袁锦道，利用县境三岔河优越的商业通道区位，举身家所有，数十年中在当地开办了铁厂、锅厂、犁铧厂、造纸厂、蓝靛厂、竹器厂等一批作坊式工厂，总数达48家。袁氏所办工厂规模虽不甚大，但种类繁多，实用性强，纯以外销赢利为目的，广销毗邻各县。以袁锦道为代表的一批人，构成了对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清时的贵州民生状态。

曾经的青溪铁厂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贵州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根本性的变化。各类民办、官办手工工场的大量涌现，形形色色的商业、工业行会应运而生，加上交通改善带来的人员流动与商业兴盛，尤其是中国第一座股份制近代钢铁企业——青溪铁厂的创办、贵州经世学堂的诞生，促使贵州人的生活一下从闭塞落后跨到了近代化的门前。正是上述这一切，造成了明清时期贵州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变，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与古代贵州社会迥然不同的民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