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出于征云南战事的需要，在贵州开始设立卫所，以护卫由湖广、四川经过贵州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至洪武三十年，共设立了贵州卫（贵阳市）、贵州前卫（贵阳市）、威清卫（清镇市）、平坝卫、普定卫（安顺市）、安庄卫（镇宁县安庄）等二十四卫及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四川叙永县普市），分别属于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其中贵州都司领十八卫所，湖广都司领镇远卫、偏桥卫（施秉县）、清浪卫（镇远县清溪）、平溪卫（玉屏县平溪）、五开卫（黎平县）、铜鼓卫（锦屏县）等“边六卫”。
屯堡
贵州都司所属各卫所原额军士约14万余人。万历《大明会典》云：“后设卫所，创制屯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实际上，屯军不仅仅是守城、屯田，在承应正役之外，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杂役。
卫所设立以后，驿道也随之渐次开通。明代在元代驿道的基础上大加修筑，并按六十里为一驿，十里或二十里设一递铺，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驿道网络，即由湖广至贵州的湘黔驿道；由贵州至云南的滇黔驿道;由四川叙永经贵州毕节、乌撒到云南的川黔滇驿道：由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由贵阳经都匀到广西的黔桂驿道。
从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则是主要通道。万历年，巡抚贵州佥都御史王辑在《移云南协议书》中说：“据贵州按察司驿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终，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百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马一千三百三十八匹，夫一千三百九十一名，以十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止及三分。”
贵州山峦起伏，驿道交通往来，大都得靠驿夫肩挑背驮，成千上万名整年奔波在驿道上担任驿夫的是些什么人呢？居然是卫所屯军。驿道开通之初，一度由当地“夷民”承担驿役，“夷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官府只好由“军代民差”，让卫军充当了驿站的担夫和舆夫。
舆夫
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以军夫。”王士性还认为：“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
而邹元标因谪居都匀六年，更为了解卫所军“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下的真相，所以他在《吏治民瘼疏略》中奏道：“云贵二省原无驿夫，以军为夫。道里长远，山势险峻，每夫一名，帮贴数名，始得成役。昼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过数斗，亦良惨矣。国初屯戍额五千名，今清平卫不过二三百，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难知矣！”孙应鳌在诗中写道：“一卫军余二百人，千般差役在军身。遗氓自合甘心死，敢向何人诉苦辛。”
比邹元标和王士性稍早，在嘉靖年间，陆粲就为担任驿夫的贵州卫军境遇深感不平，无奈官微言轻，只好付诸诗篇。
陆粲（1494年～1551年），字子余，一字浚明，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中进士前，写了一部《庚巳编》，记述明代奇闻逸闻，多涉怪异。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六年（1527）官工科给事中。为加强边防，陆粲奏请增筑边墙，得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支持和批准。作为谏官的陆粲“劲直敢言”，八年（1529）七月，为争辩京城平民张福诉同里人张柱杀其母案，被东厂奏告，下诏狱廷杖三十，出狱后又上疏论张璁、桂萼专擅朝事。当时张璁、桂萼均是因力挺嘉靖给自己的父母加上“皇”字的新贵。九月，陆粲被谪贬到贵州都镇（今麻江）当驿丞。
嘉靖九年（1530）陆粲抵麻江。邹元标曾说：“麻哈（今麻江）等州，衙斋荒芜，举目凄凉”。州衙都是这个惨状，更不要说驿舍了，荒废得无法居住。陆粲只好往来都匀、平越之间，租房子安身。虽然身处逆境，陆粲“考诵经史如故。诸生有请业者，亲为讲授”。曾一度代理平越卫（今福泉市）教授，杨义司（今福泉市城厢镇杨义司）副长官金鳌为他提供薪米，经他的指授，“鳌子凤及诸生刘奇等遂以诗名”。平越旧有张三丰“礼斗亭”，岁久圮坍，陆粲“率诸同志者助其费”，请马道长负责实施修葺，并亲自撰铭及楹联。
陆粲
在流寓贵州期间，陆粲亲眼目睹卫军承担驿役之苦，作诗《担夫谣》《边军谣》。郭子章《黔记》曰：“粲又悯贵军担抬苦，作担夫边军二谣，读之令人泣下。”莫与俦在《陆给事流寓传》中说：“其咏边军担夫谣述驿役之苦，深得古诗之道云。”
其《担夫谣（黔人能歌之，予为之增损其语作谣）》：“担夫来，担夫来，尔何为者军当差。朝廷养军为杀贼，遣作担夫谁爱惜。自从少小被编差，垂老奔走何曾息。只今丁壮逃亡尽，数十残兵浑瘦黑。可怜风雨霜雪时，冻饿龙钟强驱逼。手抟麦屑淘水餐，头面垢腻悬虮虱。高山大岭坡百盘，衣破肩穿足无力。三步回头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迹。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太平不肯恤战士，一旦缓急将奈何。噫吁夋！一旦缓急将奈何！”
诗中说：“自从少小被编差，垂老奔走何曾息。只今丁壮逃亡尽，数十残兵浑瘦黑。”明代的卫所制一是“世袭”，一人入了“军户”，子子孙孙都是大明士兵。二是“兵农合一，守屯结合”。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由于政治的腐败与军屯经济的破坏，逐渐废弛，加上各种苛差杂役，卫所军士大量逃亡流失。到了万历年间，郭子章《黔记》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卫所军士，尚存二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名，仅有原额的二成。这个尚存数是否还有长官虚报，就不得而知了。
明初，役军为站夫不给粮，直到弘治年间，由都御史孔镛建议才每月给粮区区三斗补给，正如陆粲所哀叹：“可怜风雨霜雪时，冻饿龙钟强驱逼。手抟麦屑淘水餐，头面垢腻悬虮虱。”陆粲直言不讳地大声疾呼：“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当时的贵州辖境支离破碎、地狭民贫，哪里用得着这么多的官员，而到贵州来当官的，又把贵州视为畏途。用邹元标的话说：朝廷任命到贵州当官的，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而郁郁死者”。到了明末，孔尚任还在吴中蕃《敝帚集》序中说：在贵州任职的官员“恨不旦夕去之”。于是，走的走，来的来，再加上云南的过往官员，驿路上当然是“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真正可怜的是抬轿子和挑行李的这些军士们，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太平不肯恤战士，一旦缓急将奈何。噫吁嚱！一旦缓急将奈何！”
肩挑背驮
其《边军谣》：“边军苦，边军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几斗仓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煮。聊将斛卖办科差，颗粒何曾入空釜。官逋私债还未足，又见散银来籴谷。去年籴谷揭瓦偿，今年瓦尽兼折屋。官司积谷为备荒，岂知剜肉先成疮。近闻防守婺川贼，遍遣丁男行运粮。老弱伶仃已不保，何况对面拖刀枪。婉婉娇儿未离母，街头抱鬻供军装。闾阎哭声日震地，天远无路闻君王。君不见京师养兵三十万，有手何曾捻弓箭。太仓有米百不愁，饱食且傍构栏游。”
卫所屯军本是流官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明王朝不仅将卫所布局在交通沿线地区，而且插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司地区，卫所与土司并存。自正德年后，因“费用俱尽，各镇仓廪皆空”，所以发放给边军的月粮开始大幅度减少，还要遭长官盘剥，“如米每石值银一两，而官散折银六钱”，足足克扣了四成，使得边军生计极为艰难：“月支几斗仓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煮。”而且卫所用军事律令征收屯田子粒，在层层剥削之后仍要如期上交税赋，即使没有收成也要军户自己承担，“官逋私债还未足，又见散银来籴谷。去年籴谷揭瓦偿，今年瓦尽兼折屋。”这就使屯军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民户更严重。卫所军士大量逃散，军事日渐衰落，“近闻防守婺川贼，遍遣丁男行运粮。老弱伶仃已不保，何况对面拖刀枪。”为了提供正军所需的军装粮食等所需物资，甚至卖儿鬻女“供军装”。
与此同时，京城安置了大量军队，装备精良，京营军士78卫，人数不下30万，长期养尊处优。故而陆粲愤怒地写道：“君不见京师养兵三十万，有手何曾捻弓箭。太仓有米百不愁，饱食且傍勾栏游。”
应该说，明代在贵州推行的卫所制度，对贵州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确实产生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影响。而陆粲的诗，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影响产生中真实的另一面。
陆粲不仅敢言，而且个性倔强。当年陆粲贬谪贵州，与詹事霍韬有很大关系。霍韬说陆粲上疏劾张璁、桂萼是杨一清怂恿他干的。嘉靖采纳了霍韬的话，将张璁召回，剥夺杨一清的官职，贬谪陆粲为贵州都镇驿丞。其实，在嘉靖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认谁为父母的“大礼议”之争中，杨一清、霍韬、张璁均为“议礼派”，支持嘉靖。杨一清与席书还是“挚友”，王阳明在仕途上也得到杨一清的提携。谁知杨一清、陆粲最终成了内阁争斗的牺牲品。
嘉靖十年（1531），陆粲复官永新知县，“善治盗”，“辑盗永新，无枉无纵”。不久，陆粲“念母乞归，里居凡十八年。”居乡期间，向嘉靖推荐他的奏章达三十多篇，霍韬也上疏举荐陆粲。陆粲不为所动，甚至说：“天下事大坏于小人之手，莫非还想用余波来玷污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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