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简介：刘粒粒，毕业于武汉大学。2017年8月进入贵州广播电视台担任记者。新闻作品曾多次获贵州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参与制作了2020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我是188万分之一》。2020年作为贵州省援鄂医疗队记者前往湖北鄂州参与抗疫报道。
如果将记者的工作轨迹画成一张图，那大抵覆盖了全世界。记者更像是这个世界的体验家，工作地点遍布各行各业，矿井、会堂、极地、冰川……雪山之巅、深海之下，高至庙堂、远及江湖。
2017年11月，我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至今，堪堪三年。我的轨迹图小一些，中国西南一省，不沿边不靠海，只有座座岩石山和山中凿壁引渠、架桥开路的贵州人。
记者节，一个自我勉励的日子，回顾我作为记者这一千多个日夜，最难忘不过几个画面。此处，就借以小小往事聊聊小记者的千面成长。
皮卡车斗上的马拉松
记得有一次面试，我拿了不高的分。问题大概是电视媒体之于新媒体的优势云云。浅薄如我便答了要如何如何巩固好电视媒体传统受众。后来见到下至3岁孩童，上至70岁老阿姨都看着电视玩手机时，才猛然发现，当时的回答已被时代远远抛下。
所以，在媒体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入职第一年我做得更多的不是电视新闻，而是网络直播。各种农事体验、少数民族节日、体育赛事等等接了也有20来场。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年元旦拍摄的马拉松。
因为要跟着马拉松队进行动态讲解，我们把主机位设在了皮卡车的车斗上。冬日无处遮蔽的车斗上更是寒风凛凛、小雨如针。我的跟机摄像即使戴着手套也要十分钟换只手，动一动僵掉的手指。我则是一面活动着吹得发热的脑袋思考说辞，一面又要忍住寒冷保持微笑。直播两个多小时下来，只觉得比跑完全程还累了。
后来又经历了车斗上直播撒盐除冰、小雨中体验万峰林旅游等等，渐渐倒也习惯了贵州的冬日苦寒。
这几年，媒体的转变丝毫未曾停止。
再后来，我所在的新闻中心升级成了融媒体中心，网络直播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转型改造。至于我，体验式采访的优势和随时可以单聊两个小时不停歇的小小技能也收入了囊中。
凌晨4点的大雾
当记者是我的夙愿，曾有人问过缘由，我说，因为可以记录时代，因为可以最早知晓世界的变化。
这一点，从未改变。
三年多来，我所在的贵州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历史上穷苦之地，即将撕掉世世代代贴在身上的贫困标签。
而我，是这场时代壮举的记录者之一。
有一次，铜仁市深山的一个村寨要集体搬迁到市区，为了记录下搬迁的那个早上。凌晨4点，我们驱车上了不知名的山中。
那样的场景在恐怖片中尤为常见。深不见底的浓雾，无穷尽的弯道，仿佛被陌生生物吃掉的车灯光线……山雾的后面似乎随时都会窜出巨型怪兽，或者二十个壮汉。
但是到达村庄之后，我看到了年长的阿姨因为搬家的喜悦换上了新衣服，拍下了世代居于山中的村民在堂屋点上最后一根香，听见留守在家的小学生说：“搬进新家终于可以玩爸爸寄给我的滑冰鞋了。”
那一刻我知道，这些一去不复返的画面被我们记录，多么珍贵。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责任多么重大。
人民大会堂前的出图
我所在的融媒体中心是一个时政采编部门。参加全国两会，是我们每年最重大的采编工作之一。
有幸，在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参与到两会的报道中。期间收获了人生第一条点击量十万＋的微信公众号稿件。
第二个春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前出图，那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议场所。
我穿着特意买的白衬衣和红西装（略带土气的、常规的、人生第一套正装）。镜头里面是庄严的会堂和飘扬的五星红旗，但是看不见的镜头外面，是各家媒体脚踩着自配的小楼梯，摄像老师举着滚动的提词器。
会堂前，广场上人影幢幢，处处充斥着“快点快点”“我们拍完马上让您”的小声提醒。各家媒体都要赶在不是很长的会议时间里选好镜头，用最好的出图状态为两会报道画上圆满的句号。
而我，因为经验不足和不熟悉提词器、对摄像老师的歉意等等主客观原因，屡屡出错。最后只留下了被风吹得胡乱飞舞的马尾辫，和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的狰狞表情。
时至今日，我逐渐熟悉了国内、省内各种时政和会议报道。每逢重要时期，也要对照重要讲话、公报全文把稿子一校再校。总结一句话，时政报道即使再干一百年也是如履薄冰。
《我是188万分之一》
对于电视新闻，我一直不那么得心应手。
在我参加工作之前，我一度认定自己要当一名报社记者，或者通讯社，总之是自己写自己的，没有镜头意识。
所以，就算一直拍着电视也总觉得“差了点”，束手束脚，找不到章法，没有文字报道这么大的发挥空间。
这样的情况第一次出现改善是参与《我是188万分之一》易地扶贫搬迁的报道。那一次采用了采访对象自述的处理方式，所有的稿子要在报道现场就写完，并且请毫无相关基础的采访对象自己配音。
因为时长、内容等原因，采访回来之后总是觉得剪不顺畅。
所以，我们第一次对片子进行了脱稿编辑。完全用镜头逻辑讲故事，而不是镜头跟着配音走。
比如，虽然我们单独拍摄了一组主人公办公的空镜头，但是在她谈及家庭的时候还是用了另一组现场工作的镜头来处理。最后呈现的效果是她的同期声在说：“我陪不了孩子”，而镜头则在说：“陪不了孩子的时候，她在搬迁点工作。”
这条片子是这组报道的最后一条，因此我们在结尾处理上，先请其他各组的记者拍摄了各个安置点上群众的笑脸，再加上搬迁干部的自述来再次强调出这组报道“自述”的主题。
当然，这条“自述”的报道之所以能成功关键是选对了人物。采访之前我请各个市州推荐了采访对象，并且一个个打电话聊天，最后，这条片子的主角沈辉书记打动了我。
事实证明好的采访对象、好的同期声对电视新闻而言有多么重要。到如今我再次听到沈辉说，她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社区广场上，阳光洒在居民们的笑脸上时，我都会泪湿眼眶。
每年都进步一点点，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定下的小目标，如今，一点点成长。
鄂州的落日
今年2月份开始，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贵州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2月11号，我和我的丈夫梁林杰作为援鄂医疗队首批随队记者出发前往鄂州。
鄂州距离武汉只有60多公里，我在武汉读了7年书，下飞机路过武汉时，我第一次见到它如此如此萧条。
在鄂州44天，我发回了接近200条报道。我知道，第一批医疗队的傅小云医生，率先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虽然隔着面屏，但是他和患者的距离不到15厘米，成功插管的瞬间，大量裹挟着病毒的气溶胶雾一样喷在他的面屏上。
我知道，护士罗公印每个班下来都会汗湿三层衣服，ICU一个班要进行四五次抢救，其实走完那几张病床只需要35步，但是一个班下来他常常要走上2万多步。
我知道，今年元宵节，护士周品娇在鄂州的宾馆里吃着一碗汤圆，吃着吃着她就哭了，因为视频那边，5岁的儿子问她：“妈妈，你多久回家抱抱我？”
我知道，护士何芮和她管的49床的叔叔有一个特殊的约定。每次何芮路过房门，两人会相互比一个OK的手势，这样就算看不到彼此的笑容，就算没有家人在身旁，也能感觉到相互陪伴的温暖。
……
太多太多，而我更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记者，能够参与到这场新冠疫情的报道之中，是多么的幸运。这些流泪的、坚守的、付出的、温暖的瞬间，这些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付出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值得被时代记住，因为当春天到来，当阴霾褪去，这些发着光的生命，这些以生命拯救生命的动人事迹，能够成为后人战胜困难的力量，能够鼓舞每一位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记录者的责任和使命。
从鄂州回贵阳的前一天，我们在街上见到了这座城市美丽的落日。我们陪着鄂州一起管制、升级管制、逐步解封、完全解封，终于，我们一起守来了春天。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那天的落日，因为坚守之后的曙光，会成为我在记者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不断坚守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