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贵州的茶，80年前一段和茶有关的恢弘历史不得不提。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大地战火纷飞、山河动荡，满目疮痍，举国上下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民国政府已被迫迁都重庆。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与民族，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生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如今已故的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作为茶界唯一的代表出席，他提出了推进中国茶历史进程的“西南五省茶叶发展提案”。

当时战事吃紧、多地沦陷，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传统外销商品出口受阻，若能在西南大后方创建茶叶科研生产示范机构，则能以此为中心进行茶叶科学研究、试验示范与推广，促进和带动西南乃至全国茶叶生产，辅助民生，更重要的是，重开出口通道，可通过茶叶出口补给战事所用，换取更多的枪支弹药来支持抗战。

这一提案，受到了当局高度重视，即令经济部属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两家单位负责考察选址筹建中央实验茶场。

1939年的春天，张天福等人临危受命，踏上旅程，开始了在西南地区艰辛的选址工作。在考察了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多地后，最终中央实验茶场定址贵州省湄潭县。

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与出口优势产品的茶叶，就这样，再一次在历史关键时刻肩扛使命，投身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茶，也在贵州，书写了属于自己新的雄浑壮阔篇章。

1940年2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正式挂牌成立，刘淦芝先生出任首任场长。中国西部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由此诞生。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等40余位国内知名茶叶、昆虫、农业、森林等领域的专家相继来到贵州湄潭，在湄江河畔万寿宫里微弱的桐油灯下，在象山打鼓坡开垦的茶山上，在贵州山河大地上，用艰苦卓绝的努力，于国难中开启了中国现代茶叶科研示范种植推广之先河。这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茶业的开始，更奠定了贵州在中国现当代茶业发展的历史性地位和基础性地位。

湄潭实验茶场工厂全景（湄潭茶文化生态博物馆供图）

同年5月，浙江大学西迁，农学院首批学生抵达湄潭，校长竺可桢等一批近代中国科技领军人物汇聚于此。于是，实验茶场和浙江大学场校联合，水乳交融，擦出了不期而遇的火花。农学院为茶场分析检测茶叶成分，学校与茶场共同组建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培养了数百名茶叶和蚕桑实用技术人才。大学和茶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推动贵州的茶叶科研工作和茶文化发展进入巅峰时期，走在了全国前列。

第一次开展茶产业调研；第一次进行茶园害虫调查及主要害虫生活史研究；第一次在贵州进行全国茶树品种资源的征集与比较研究；第一次调查发现贵州野生大茶树，推动了茶树原产地和茶树种质资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在贵州进行茶树无性繁殖方法研究；第一次在贵州开展茶叶生化成分和茶园土壤的分析测定；第一次在贵州试制工夫红茶；第一次在贵州试制全炒青、半烘炒、烘青等制法的绿茶；第一次开展“金花”菌及其茯砖茶发酵关系的研究……

出口茶业装箱（湄潭茶文化生态博物馆供图）

每一个“第一次”都是如此沉甸甸，每一个“第一次”都是贵州茶产业发展的一次飞跃。有的，甚至在中国茶产业发展史上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先生曾说道：科技和文化是茶产业腾飞的两只翅膀。回首当年的湄潭，除了热火朝天做科研、发展技术、培养人才，在工作学习之余，浙大农学院和实验茶场的教授、科学家、师生们也相聚一堂，品佳茗、结诗社、抒情怀。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大诗人的浙江大学教授苏步青先生发起，实验茶场场长刘淦芝、我国著名化学家王季梁、著名教育家江问渔等一众大师组建了“湄江诗社”，留下了一百余首诗作，留住了大师们对贵州、对湄潭、对贵州茶的款款深情，也在贵州的茶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了一页。

随着抗战的胜利，汇聚在实验茶场的近50位精英，先后离开了湄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分别走向了全国各个茶区，为全国茶产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的贵州湄潭，还保存着成千上万件当年留下的茶文物：我国最早的茶工业化遗址和茶叶机械化生产线；不同时期的木制红茶生产线、木制茶机具、各类现代金属茶机具、各种茶叶包装盒及样品、标本、图片、手稿等等。在湄潭走一遭你会发现，在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景区里，一定少不了茶的身影。象山茶园、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旧址、湄潭茶场制茶工厂旧址、桐子坡茶树资源圃、湄潭茶场子校旧址……湄潭，一个回眸，一个瞬间里都有当年大师们的身影，也有今天贵州乃至中国茶产业的身影。

历史选择了贵州，选择了湄潭，而贵州也为历史交上了一张满意且生动的答卷。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贵州茶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新战场上也将继续发挥光和热。而那来自湄潭的茶之歌，也在继续浅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