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8年发生在重庆合江境内的一场战争，挽救了濒临灭亡的南宋王朝，也阻滞了蒙古大军在欧洲的疯狂攻势。那些闻蒙古大军而色变的欧洲人，听到蒙古大汗蒙哥死于中国四川合州城下的消息，禁不住奔走相告：“上帝的鞭子断了！”
今日合川
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处的合川，是重庆市的北大门。这个曾做过古巴国别都的城市，虽然扼控着重庆通往四川、陕西、甘肃的通道，历史上的名气却并不怎么大。直到南宋末年的一场血战之后，才一下声名大噪，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合川城东5公里的群山中，有一处名为钓鱼城的古迹，这里原先只是一座突兀于诸峰中的山头，并没有多少建筑物。传说上古之际、一位天神曾到此甩竿钓鱼，将钓得的鱼儿分送给上山躲避洪水的老百姓，帮他们度过饥荒。自那以后这座山便有了钓鱼山的名称。
钓鱼山变成钓鱼城是南宋理宗年间的事。
蒙古贵族发动的大规模征服战争，是公元13世纪世界史上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近百年时间里，蒙古军的铁蹄踏遍了欧亚两洲的大部分地区。总数不到40万人的蒙古军队，先后灭亡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多个民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军事帝国。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分3路侵宋，四川、荆襄、两淮成为宋蒙战争的3大战场。经过七八年的战争，整个四川变得残破不堪，而蒙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以四川主帅“委寄非人”，派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四川防务。余玠是个十分自负的人，赴任前曾向宋理宗夸下“手执全蜀还本朝”的海口。到达任上后，他雷厉风行地整饬军务，恢复经济，修学养士，延纳贤才，的确让四川出现了一番往昔不曾有过的新气象。
一些资料这样记述余玠在四川的情况：“余抵重庆后，广纳贤才，修筑工事，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统率10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沿岸山险处筑10余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余玠后来虽受谗言困扰，最终愤懑成疾，不得已服毒自尽，但他仍然深受四川百姓的崇敬。
南宋理亲宝祐六年(1258年)秋，登上大汗位6年后的蒙哥，亲自率领数万蒙军分3路入蜀，陆续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阆州大获及广安大良等地、迫近合州。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亲自率军渡渠江，进抵钓鱼城下。这时余玠已死，合州守将王坚率部下与蒙军展开激战。从二月到五月，两军在钓鱼城反复展开攻防战，战斗异常惨烈，将土死伤枕藉，蒙军先锋汪德臣也在此役中毙命。
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粉碎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面对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蒙哥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部将术速忽里提出:“蜀地岩险，重庆、合川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主张留5万精兵继续困扰，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这一建议未被骄横自负的蒙哥所接受，在一批好胜心切将领的鼓动下，他依然指挥蒙军对钓鱼城发起强攻。一次激战中，蒙哥意外地被宋军发射的飞石击中，伤重不治身亡。蒙军的攻城之役，最后以蒙哥身亡，丧师失败告终。
欧洲人把打败蒙军的合江钓鱼城视为折断上帝鞭子的地方，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它喻为“东方的麦迦城”。那么，谁折断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上帝惩罚之鞭”，谁将此前并不起眼的钓鱼山，改造成一座具有完整、坚固防御体系，攻不破、打不烂的中世纪城堡呢？当然，《宋史》为之立传的余玠有主持防务之功，亲率士卒与蒙军鏖战的宋将王坚和张珏也功不可没。但南宋王朝并不乏如余玠那样励精图治，如张珏那样奋勇杀敌的贤臣良将，何以蒙军铁蹄所至，防线屡屡不堪一击，丢城失地之事层出不穷？钓鱼城之战获胜的关键所在，在于那固若金汤的城防体系，而它则是贵州的冉琎、冉璞兄弟的军事杰作。
说起冉氏兄弟的入幕于合州，其间还有一段趣事。
出生于播州绥阳县青山平木台的冉琎和冉璞，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这对兄弟情义甚笃，而又都沉默少言，唯一的爱好是游览名山大川和关隘重镇。据说，有一次二人前往贵阳游历，迢迢几百里路程，不但不轻装简从，反而带上许多书籍。到了贵阳既不串街走巷，亦不寻胜探幽，专到荒郊野外与古战场考察，指指点点，商谈各种情况下的用兵要略。时人并不了解他们何以有此怪僻，但在二人心中，早因目睹北敌咄咄逼人的攻势与南宋朝廷的腐朽不堪，蓄下了以己所学报效国家的大志。播州杨氏闻其才，多次教请二人出山辅治，都被他们婉言谢绝。
余玠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前往合州赴任后，设招贤馆延聘天下人才，共商抗蒙救蜀之计。冉氏兄弟闻讯，相率往谒，余玠像对待其他应聘而来的贤士一样接待了他们。
居馆数月，其他的人都提出了各种各样拒敌方略，唯冉氏兄弟终无所言。一日，余玠设宴会宾客，座上客人纷纷竞言所长，冉氏兄弟依然默无言，唯饮食而已，这使余玠感到十分诧异，决定另以优裕条件款待二人，以动其心。
冉琎和冉璞被搬到了单独的馆舍，得到了优于其他人的服务，却并未因此感恩戴德，向余玠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余玠十分不解，私下观察其动静，但见兄弟二人，相对膝坐于地，用白色泥土于地上画山川城池之形，一旦起身随即擦去。如是者十余日，兄弟二人才去会见余玠，说：我们兄弟辱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只是不想随声附和那些未必正确的见解而已。为今之计，要保住合州，只有将防御的中心迁到形势对我有利的钓鱼山，构筑坚固、完善的防御堡垒。如果任用得人，积众以守之，一定会超出10万雄师的战力。
余玠听后，茅塞顿开，欣然从其计，立即将二冉之谋向南宋朝廷报告，得到宋理宗等人的认可。不久廷命下来，冉琎被任命为承事郎，权知合州，冉璞封承务郎，权合州通判事。迁徙合州城之事，全权由兄弟二人负责。那以后，兄弟二人尽心竭力操劳迁城及建造钓鱼城防御工事。他们“依山为垒，棋布星分，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几十余城垒，以护蜀口”。这些城池如臂使指，气势相连，成为坚守抗蒙的牢固堡垒。
中世纪的攻防战，与现代敌我双方的军事较量虽非一回事，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到过合川钓鱼城的人，依然不能不倾倒在冉氏弟的军事杰作面前。在不到2.5平方公里的地方，出生于黔北的这两位军事家，能以非凡的天赋，营造出改变中国数十年政治格局，甚至影响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钓鱼城军事城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钓鱼山的位置在涪江以北，渠江以西，嘉陵江的南面。清代一位诗人感慨钓鱼城地势之险峻，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倚天拔地势嶙嶒，岳缙巴渝一气吞。雁集金沙排万字，佛从石壁显千尊。咽喉此处当东道，锁钥何人在北门？我是阮乎携蜡屐，飞身绝顶望中京。”将合川城防移到这里，无疑可扼险而制敌以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优势。
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钓鱼山，经冉氏兄弟改造后，形成了一套复杂、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既有构筑在陡峭悬崖上的内外两道防线，又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在城中，有制造火器的作坊和视野开阔的瞭望台，暗道机关四通八达。城内还有与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有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城中的梯级田土，可供守城军民自种自给，维系钓鱼城的生存。无怪乎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山地防御体系的典范。
蒙哥死后，继承大位的忽必烈改变了惟利剽掠的政策，转而采取屯田积粮，恃险筑寨，步步紧逼的战略，四川境内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钓鱼城宋军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弹丸之地”同蒙军殊死搏斗30余年，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外援无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守将王立为保全城军民开城投降，历时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才落下帷幕。
钓鱼城是上帝断鞭之处，折断上帝之鞭的是南宋合川军民，但抗元军民赖以折断上帝之鞭的利器，则是冉氏兄弟精心打造的钓鱼城山地防御体系。万历《合州志》中记有明人邹智的一段话：“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岩山而亡哉？”这段话，既可说明钓鱼城之战在导致蒙哥领导的那场灭宋战争全面瓦解，促使南宋政权得以延续20余年这方面的重要地位，也足以证明冉氏兄弟在这场关乎南宋王朝生死存亡甚至对蒙军西征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战争中，所作出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冉琎、冉璞是受余玠之聘而到合州去的，余玠受谗害去职后，兄弟二人也回到了乡间。冉琎在钓鱼城之战尚未开始的宝祐元年即病死于家中，冉璞则是获悉蒙军大败于钓鱼城之后，狂欢过度而卒。
不久前，看到一则向世界推介钓鱼城的策划方案已经出台的报道，虽然方案还在讨论之中，却让人感到重庆人并不将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作为认识和理解钓鱼城的终点，仍以高度的热情致力于这一历史文化货源的保护与开发。而在贵州，据到过绥阳县的同志介绍，二冉的故居祠宇已毁坏无存，残存的冉琎墓室亦无踪无影，这就十分让人感到遗憾了。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