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这个时代与贵州很有渊源，在这个王朝统治的270多年里，许多事儿都与贵州脱离不了关系。从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攻打云南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开始，几乎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桩大事与贵州这片土地相关。好些时候，向未被中央权贵们看在眼里的贵州，还真在明帝国扮演了一阵子举足轻重的角色。

到了明末，穷途末路的朱由榔被孙可望从广西接到西南的安龙，在那里继续过着残明皇帝的凄苦生活，鲜为人知的安龙所摇身一变成了永历王朝的都城。永历皇帝在安龙待的时间虽然只有4年，却让贵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了封建王朝的皇都。

永历王朝是明亡以后残存时间最长的一个南明政权。

还在闯王李自成称帝于北京之时，明朝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阮大成等一帮人，就在南京将从洛阳逃命出来的福王朱由崧拥立为皇帝，建立了一个弘光政权。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其父朱常洵在皇位之争中失败后，被封到洛阳当福王，结果因为生性残暴、胡作非为，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被攻城的农民军抓住后处决。

继承王位的朱由崧继承了乃父荒淫无道和暴虐的秉性，因为曾教部属为他捉蛤蟆做春药，被南京老百姓知道后，戏称为“蛤蟆天子”。朱由崧有句名言：“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回月当头。”在这位酒色皇帝的统率下，弘光政权不仅没有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比崇祯朝走得更远。维持不过一年，南京即被清军攻陷，逃至芜湖的朱由崧连同爱妃一起被部属捆绑了送与清军邀功，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弘光政权覆灭后，明朝浙江残部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这个鲁王监国也只维持了年把便被清军赶到海里去漂泊，走投无路之下投靠郑成功，最后死在了台湾。差不多和他同时，唐王朱聿键也在福州称帝，建号为隆武。隆武政权一度曾经有些作为，占领过福建、两广、云贵等省和湖北、江西、安徽的一部分地区，可惜支撑一年零三个月后，还是败在清军的手下，朱聿键最终在福建汀州被俘，绝食而死。他的弟弟朱聿𨮁虽在一批明将的拥戴下，建立了一个绍武政权，但只做了40天的皇帝就被活捉，只好学哥哥的样子绝食自杀。

永历皇帝朱由榔的父亲朱常瀛是明神宗的第7个儿子，早年封在湖南衡阳当桂王，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弘光元年)十一月死在广西梧州。唐王政权失败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建立起最后一个南明政权——永历王朝，以次年(1647年)为永历元年。

生在王侯之家的朱由榔既懦弱寡断，昏庸无能，又很贪生怕死。瞿式耜等让这样一个人来当皇帝，一开始便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不过，因为永历政权本质上是西南地主阶级抗清派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的联合体，得到大批亡明将士和农民起义军的支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寿命要比其他几个南明政权长得多，居然前前后后延续了16年之久。

背着一个皇帝的名，却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从登基的那一刻起，朱由榔过的就是亡命生涯。他于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即位，十二月闻听清军已进入广州，便慌忙“避敌幸梧州”，接着又先后逃往桂林、全州、柳州、安龙、昆明，最后从昆明逃到缅甸。有人为他做过统计，仅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1646～1651年)，短短5年时间，这位南明皇帝就逃亡了16次。

正当永历王朝被清军追得东逃西窜之时，一支几万人的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率领下南进贵州，占领了省城贵阳。初入贵州的大西军仍然保留着农民起义军的一些优良传统，曾推行过一些革命措施，如下令“自今非决斗，不得杀人”等。势力扩展以后，孙可望一帮人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的口号下、不但出兵占据了云南，还纷纷称王，孙可望本人更称起了“国主”。

当年张献忠称雄四川时，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都是他养的义子，分别被封为平东、安西和抚南将军，三个人在大西军中的地位不分伯仲。南下以后，孙可望的私欲极度膨胀，昔日的战友被他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障碍。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高名重尤为忌妒，李定国对孙可望擅称“国主”的做法也多有不满。在咄咄逼人的清军攻势面前，两位农民军领导人不是协力同心，而是明争暗斗，矛盾不断加剧。

在明末清初多重矛盾交织的岁月里，张献忠算得上一个深明大义的义军领袖。不但以凛然正气顶住了清军“若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稽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的利诱威逼，还叮嘱孙可望等人：“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进入云贵后的大西军，其所以频繁派人到广西与永历王朝联系，执行的正是张献忠的抗清遗愿。

在与永历王朝的往来中，孙可望的野心暴露无遗。永历帝为了笼络这支数十万人的抗清队伍，答应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封李定国为侯，实际已将孙的地位置于李定国之上。但孙可望并不领这个情，他要的是渴望已久的秦王封爵。经过云南佥事杨畏知的几番讨价还价，永历帝只得让步，于顺治八年三月授予他秦王封号。于是，孙可望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贵阳大兴土木，“设行宫官署及府州县卫所等官”。

朱由榔的永历小朝廷就像他本人一样懦弱无能。从肇庆逃到广西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得到抗清名将何腾蛟和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余部的支持，曾取得过全州大捷，遏制了清军的攻势，出现过一番“群臣复出仕”，“弹冠者遍地”的热闹场面。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朝廷内激烈的党争和军事上的失利，这位亡命天子又不得不从梧州逃桂林，由桂林奔南宁，最后在清军的紧追不放下，一直仓皇逃到广西濑湍。

在逃往濑湍的路上，永历小王朝已呈鸟兽散状，一部分随从人员不告而别。这时候的永历皇帝，既不愿接受大臣们的建议跑到云南去寄人篱下，又不甘束手为清军所擒。孙可望看准永历君臣走投无路的窘境，趁势派人敦促他移驾贵州。这时，永历帝身边除了一群只会清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外，真正能保护他的武士不足百人，想不听孙可望的安排都不行。只好于清顺治八年十二月，带着为数不多的随驾人员，开始了前往贵州的凄风苦雨之行。

永历帝对孙可望的屈从是有背景的。在此之前，孙可望已经凭借武力从精神上掌控了永历君臣。有关文献载：“三月，孙可望使其伪将吴都督至南宁，劫上求册宝专制，大学士严起恒死之，并杀给事中吴霖等十余人。上出御衣葬起恒，亲临哭之。”身为皇上，眼睁睁地看着忠臣被杀，却只有哭着脱衣服去安埋的份儿，这样怯懦的统治者，何曾像一国之主？

永历一行人先抵云南广南府，在那里稍事停留，接受土官侬用智等人的奉献。孙可望发现永历帝在广南徘徊不前，生恐这帮人忽然改变主意，立即派总兵王爱秀前往促驾，还带去了他给永历帝的奏章。孙可望在奏章中反复强调：“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夷情叵测。臣再思维，唯安隆所为滇黔粤三省会区，行宫修葺，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这件事说明，永历帝进入贵州安龙并非自身意愿，而是被孙可望以“迎驾”名义强逼而来的。皇帝行止未定，哪有臣下把“王宫修葺”和“一切粮储”都预谋策划好了的道理？王夫之在他所著的《永历实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冬，孙可望遣兵胁上居兴隆，百官扈卫死亡溃散，从上者百余人。”这段话明白记录了永历帝遭胁迫，不得已而迁贵州安龙的事实。

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19岁时曾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曾在衡阳举兵抗清，后又在桂王政权中担任过行人司行人职务，桂林陷落后才决心隐遁，辗转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孤高耿介的王夫之编撰的《永历实录》，在研究南明永历王朝历史时，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文献。

《永历实录》一书的史料价值极高，但岳麓书社1982年出版的《永历实录》在注释兴隆地名时却出现了差错。该书卷一《大行皇帝纪》的注释116条写道：“兴隆：地名，应作安龙。原名安笼所，孙可望迎永历帝朱由榔居此，改为安龙府。清改为安隆。在今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这个解释是把安龙地名的原委，整个儿弄颠倒了。

《永历实录》中的兴隆即今之贵州安龙，因附近有安隆洞而得名。元致和年间(1328年)，置安隆州于今县境南，未几，改州为寨，隶于广西泗城州。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安隆千户所，隶贵州都指挥使司，安隆之名一直沿用到明末。永历王朝由广西移居安隆后，孙可望为了迎合朱由榔的皇帝身份，改安隆为安龙，由卫升格为府。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将卓布泰攻陷安龙，将安龙改为安笼，降还为所。康熙时合安南、安隆二所，设南笼厅，雍正时升南笼厅为南笼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南笼县为安龙县，以后便结束了安笼、南笼等带有贬义地名的使用。

孙可望将朱由榔从广西濑湍接到贵州安隆，虽然将原来的安隆卫改为安龙府，还特意为他修建了一座行宫，但朱由榔并没有过上真龙天子的舒适生活。唯一的好处是暂别了时刻东逃西窜的流浪。而孙可望则效法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他让谄事于己的马吉翔、庞天寿等人负责朝中军政，又派督捕张应科出任总理提督，范应旭任安龙知府。这帮人唯知有秦王孙可望，根本不将永历帝放在眼里。马吉翔的门生甚至对主事胡士瑞说：“今上困安龙，大势已去。”“揣时观变，当归秦王。”这时候的永历政权早已没有一丝王朝气象，不过是孙可望手中的一件玩物和一块装点门面的招牌而已。

口头上称孤道寡的朱由榔，终日过的是一种寄人篱下的凄苦日子。不仅“官室卑陋，服御粗恶”，还连一点物品的支配权都没有。据说有一次永历帝因窗墙颓坏，欲求一蒲席遮挡风雨，找到知府范应旭，竟因未奉孙可望之令碰了钉子。历朝历代的皇帝恐怕没有人受过这样的气，但这类事在永历帝则成了家常便饭。没有稳定的统治区域，没有赋税收入和其他财政来源，整个小王朝全赖孙可望的施舍度日，自然只能忍气吞声看别人的脸色。

在安龙的几年，永历王朝每年可支用的钱和物资为“膳馐银两千两，食米六百石”，这就是孙可望供给永历皇室和百官的全部用度。这些东西是不能随意使用的，每用一项都必须做出详细记录。安龙知府上报给孙可望的账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皇帝一员、后妃总若干口、皇子宗室总若干口、从官大学士以下总若干口，每月支银若干两一类的话。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算是可悲到了极点。

身陷这样的处境，永历帝也不是毫无挣扎。在一部分朝臣的怂恿下，他曾经利用李定国与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派人化装由小路驰入广西，向李定国“密下敕，令统兵入卫”。李定国奉敕后，感激涕零，表示一待两广平定即赴安龙护驾。永历帝得到回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面让大学士吴贞毓草诏，发黄金30两，铸“屏翰亲臣”印赐给李定国，一面开始考虑选派官员到闽、浙赴任，还以“资深俸久”为名，给一批忠心臣僚加秩升职。

然而，还没等到李定国的护驾队伍到来，坐镇贵阳的孙可望已经从马吉翔等人处获得了情报。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孙可望派部将郑国到安龙质问永历帝。郑国抓着吴贞毓直入文华殿，胁迫永历帝说出事件主谋。身为皇上的永历帝，面对下属的一名部将，竟然吓得浑身发抖，既不敢直斥其犯上，又不敢承认是自己的主意，只好含糊其辞解释称：“朝廷播迁，此事定是外人盗敕宝所为。”这一来，却把一批忠于自己的大臣送上了刀口。

永历帝欲招李定国入黔这件事，给孙可望提供了一个造反的口实。在这之前，他一直想搞一个“后明”政权取朱由榔而代之，也已经在贵阳大修宫室，准备“典章制度”，建“太庙”，拼凑官僚班子。今贵阳市的忠烈街老名称叫“皇殿上”，文笔街旧名“皇宫卡”，据说都与当年孙可望在那里修建宫室有关。但这时的孙可望似乎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并没有公开登上“九五”大位。只是以“盗用玉玺”、“假称勤王”的罪名，将参与其事的宰相吴贞毓、朝臣张镌、太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人，尽行处死，以解心头之恨。

吴贞毓等人与永历帝合谋，欲借李定国之力除去专横跋扈的孙可望，壮志未酬却被同谋的皇帝下诏处死，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在天下为一姓之私产的封建时代，“忠君即是爱国”成为许多人的信念。尽管眼睁睁地看着王朝在没落，明知大厦已倾再扶也是枉然，仍有不少人执著地忠于某姓君主，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死于安龙的十八先生便是这样一批人。

吴贞毓等人被杀后，后人在他们殉难的安龙城西天榜山下建造了明十八先生墓，经过历代扩建，现有墓区、祠堂、摩崖等建筑，已列为贵州省文保单位，成为黔西南州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对于吴贞毓等十八人之死，闻者褒贬不一，赞其忠者引之为楷模；笑其痴者，斥之为愚忠。不过，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评价古人，总是比较容易和轻松的。倒回去几百年，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整套纲理伦常的笼罩下，作为明朝旧臣的吴贞毓、张镌、全为国等人，不惜以死明其志，应该说也是一种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气节。如果强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要他们明白经历了200余年的明王朝已彻底腐朽，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清朝的入主中原推毁了腐朽的明政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等等，那就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了。

孙可望没有被除掉，永历帝在安龙的日子如坐针毡。不久，李定国获悉孙可望要将永历帝挟持到贵阳，从广西兼程赶到安龙面见永历帝，“发骑卒，前导三千，后卫三千”，亲自将朱由榔护送到了云南昆明。朱由榔一离开安龙，永历王朝在贵州这段凄风苦雨的历史也就落下了帷幕。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