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传奇之试

1980年的一天，一个年过不惑的工厂子弟学校教师迎来了一次特殊的人生经历。相关部门紧急通知他到省城参加一次特殊考试。说特殊，不仅因为考卷特意从北京空运而来，而且，整个“考场”仅为他一人而设，监考教师却有省民研所的龙伯亚和李福同两位先生。虽然感到诧异，但一如他一生的性格，只要知道是正确的，上级要求做的，就从不问为什么，而是脚踏实地把事做好。在规定时间内交上答卷后，他平静地离开了考场，回到学校继续教学。

没过多久，命运为之改变。一纸文件将他调到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原因是在那次特别的考试中，他以优异的专业成绩获准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很久以后，在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任一飞先生对他说，那次考试是中国社科院专门点名安排他考的。至于怎么会专门为他单独举办一场考试，任先生没说。他也就一直没问。

成长之路

这位特殊的“考生”，并非是拥有特殊背景的人。他叫翁家烈，一个虽出生在贵阳，但却生活在苦难家庭中的子弟。1949年贵阳解放时，他年迈的父亲已眼瞎多年，家中仅靠母亲挑水卖给街坊艰难维持生计，12岁的他还没正式上过学。

如果社会不发生巨大变化，他的一生也许将在贫苦交加的岁月中度过。但非常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好时代。解放没多久，居民组长谢子贵就带着一名解放军给这个贫苦的家庭送来了一袋救济米。在免除饥饿的同时，居委会还帮助他进入了世光小学，开启了他的成长之旅。为保障他正常求学，在贵阳一中初中部和贵阳六中高中部读书期间，学校每年给予翁家烈甲等人民助学金，免费发给教科书、作业本，直到顺利毕业。1957年他被云南大学录取，学校领导和老师王新邦、颜怡英、成化敏、龚循奎等知道他外出求学存在困难，临走时每人悄悄塞给他五元钱，让他铭记、感动至今。

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后，他获悉民族史属文化人类学范畴，在解放初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学科而几乎取消殆尽，全国仅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云南大学予以保留，属冷门学科，选修者极少。他想到自己是苗族，而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边疆山区，社会经济滞后，其历史文化鲜为人知，历史上常被误解和歧视，基于民族感情、出于党的事业需要，他毅然地选择了民族史专业。

大学期间，翁家烈非常幸运地进入了著名人类学家杨堃和民族史学家方国瑜两位先生门下。出生于1901年的杨堃先生，先后获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理工科硕士、巴黎大学文科博士，是中共旅欧支部成员。50年代杨先生在云南大学给学生授课，知识渊博，旁征博引，让翁家烈和同学们深受启迪。1980年贵州民族学会成立时，年迈体弱的杨先生还亲临与会，让翁家烈感动不已。方先生是纳西族人，是著名的民族史学家。他和杨先生一样以身示范、治学严谨、为人朴质，对学生和助手一贯严格要求、教诲谆谆，对翁家烈一生坚守民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学识与人品，成了翁家烈一生效法的榜样。

翁家烈先生在云南大学时留影，云南大学会泽院前

回顾这段难忘的岁月，翁家烈充满感情地说：“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穷孩子哺育成长为一名大学生，这种成长经历决定了我终生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生道路和方向；我所受教的师长们崇高的品格和务实的作风，也直接导致了我从政时从未有过以权谋私的念头，从事学术研究时鄙于弄虚作假、随波逐流。”　　

学问之道

大学毕业分配到贵阳师院历史系任助教，翁家烈被安排参加《贵州史》的编写和担任班级辅导教师。1963年，他开始给政教系开讲《贵州史》。在编写与授课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仡佬族先民濮人竟然就是古夜郎国的创建者。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当年夜郎国仅精兵就有十万之众。按照人口繁衍规律，人数应该越来越多，而在两千年后的现代，仡佬族人口零星点状式散布于三省的数十个县内，总数不足三万人。翁家烈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探究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彰显这一式微民族辉煌的历史，翁家烈一头扎进了贵州民族史研究中。同年，处女作《仡佬族先民与古夜郎的关系》发表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三期，文章用研究事实首次揭示了仡佬族同夜郎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这一成果的面世，益发激起了他从事民族研究的兴趣。

1965年起，为配合国家倡导的教学改革，他相继调毕节市农科所半工半读中专、毕节市第三中学工作，研究工作因“文革”基本停滞。1976年10月，调贵阳第六砂轮厂子弟学校任教后，翁家烈的周末及节假日，基本都交给了省城的图书馆，借阅、抄录有关民族的史籍文献，不断充实历史、文化知识，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寒暑假时间稍宽裕时，他便自费到贵阳城郊和周边县乡的布依族、苗族村寨作走访、考察，并以业余时间撰写论文发表。

在翁家烈的眼中，研究民族问题，必须站在全局整体的高度，对各个时期一定区域内存在的所有民族的历史进行综合调查、分析、研究后，才能得出相对真实可靠的成果。他极不赞成仅从一个具体的、局部的个体村寨、对象作简单的调查后就作出结论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思路。对于那些浅尝辄止、不愿深入做全面调查分析者，他最喜欢用一句话予以劝告：不知全貌何以论一斑！

因此，在1980年调到省民族研究所伊始，接到参与国家民委安排贵州的《苗族简史》、《仡佬族简史》编写任务后，他立即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工作热忱，深入省内各县及相关的湘、鄂、渝、川、滇、桂、海南等省区民族村寨，对苗族和仡佬族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作调研，亦对相邻、相近的其他民族进行走访，以拓宽视野、增加关联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以仡佬族、苗族为重点，进而扩展为对贵州民族、西南民族多有理解、认识的学术研究基础。

翁家烈还认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党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专家学者在作民族研究时都应怀着满腔的民族感情，但不能有丝毫民族偏见，方能获得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信息。早在1984年，翁家烈就以普通科研人员身份倡议在筑举办“汉民族对开发贵州的贡献”学术讨论会，获所领导肯定。研讨会在热烈的氛围中进行，让不少汉族学者深为感动。其后，他又发动、邀请在筑专家学者撰文，在台湾《黔人》杂志上分别刊载《贵州少数民族专号》《贵州汉民族专号》各一辑，促进了两岸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

形成于19世纪的人类学分支的民族学是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各国学者虽运用理论、方法长期实践不断推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其在当代我国的实际，已显得有所不足，亟待完善与提升。2002年，适值全国民族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开展20周年之际，翁家烈在《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发表《民族调查应与时俱进》一文，提出民族调查应注意“基础学科与为现实服务”“典型与一般”“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少数民族与汉族”六方面有关学科建设的意见与建议。论文发表后，许多知名期刊纷纷来函要求转载。

通过民族调研，在与各地各族群众的访谈及共同生活中，他们朴质、热忱、勤劳勇敢、任劳任怨的思想情操，勤奋刻苦、敬畏自然、崇敬先祖、群体至上的优秀传统，无不令翁家烈敬佩、感动，成为他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榜样和动力。在这样的感召下，翁家烈不断探索，终于在民族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业绩。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专著《仡佬族》《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人》，与人合著《苗族简史》《仡佬族简史》《苗族历史与文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通史》第三卷、《解析千古夜郎之谜》，主编《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苗族风情录》，参与主编、编写《夜郎故地上的女性》《走进西部》《屯堡文化》等。此外，他还撰写了《苗族铜鼓文化》《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文化》等调查报告 10 余篇，发表《彝濮关系考略》《僰人考》《楚国为苗族先民所建》《简述巴蜀僚人》等论文百余篇。他本人也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

经世济用

从事民族基础研究的同时，翁家烈更为重视应用研究，期望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更好地造福乡梓。

1993年，翁家烈与所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发动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省里的联合调查组，为时两月冒着酷暑，翻山越岭，到贫困人口较集中而连片且属于老少边穷的麻山地区，走访了20个乡镇的180个村民组，得出了麻山地区贫困人口高达60%，且80%以上还居住在篱笆茅草房内的一系列惊人数据。调查结果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省委和省政协专门听取了汇报。全国“两会”期间，国务委员陈俊生等同志亦听取了麻山调查汇报，当即表示要如实地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反映，向社会呼吁支援贵州贫困地区。随后，省委省政府将麻山列为扶贫开发区，成立麻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规划、开展扶贫开发工作。

1994年，为了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翁家烈和同事们组织了贵州首次“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调查，对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做了调查和资料收集，并以此为契机，组织“贵州省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讨会”，编辑出版《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一书，并由翁家烈带到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

图片源自网络

2002年，翁家烈到惠水摆榜乡苗寨调研，这里距贵阳仅90公里，但群众生产单一、科技落后、生活贫困。尤为严重的是迷信意识重，妇女生产、坐月只能在牛厩内进行，婴儿死亡率高，患妇科病者普遍，患伤寒、麻疹者众，文盲率高达95%，入学率仅为56.7%。当他在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会上通报情况后，大家均感惊讶，兼任主任的吴嘉甫副主席高度重视，随即拨款20万元，带人前往扶助。其后，省里还成立了扶贫工作队，由省委书记专门联系该乡扶贫工作，对该乡和相关地区的早日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翁家烈先生田野调查手稿

因工作需要，在数十年的工作中，上级组织和相关部门先后任命、推举翁家烈担任过不少领导职务，他始终秉公行事，把职位看作更好推动地方学术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一个载体，从不骄傲自满、以权谋私。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有：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贵州民族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贵州苗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苗学·人类学论坛”主席，贵州省社科、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民盟贵州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67岁退休后，他本拟闭门著书，但有关部门和同志却喜欢经常请教他。面对安排、嘱托的种种任务，他总不忍推脱，想方设法尽力完成。十余年来，他受聘给贵州师大研究生讲授《西南民族史》《西南民族文化史》，受聘为省非物质文化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省民委民族文化研究咨询专家、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认真参加各种咨询活动。应邀参与完成省长基金课题《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中的汉族、苗族、仡佬族迁徙史，《贵州世居民族文化名流》中的苗族文化名流，《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中长达5万字的绪论，以及《论蚩尤》等若干课题研究。

作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翁家烈始终积极主动参与馆组织的活动，在省文史馆组织的“贵州地域文化通览”、“多元文化与发展后劲”、“贵州历史人物”、“安龙南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等专题项目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翁家烈先生为代表的贵州民族研究工作者，正是凭着从不间断深入一线全面调查的工作方法，求真务实、一心报国的工作态度，平心静气、心无旁骛的学术努力，生动诠释了一代贵州学人至高致远的济世情怀。

撰文：张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