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余未人作品《我的百年家族记忆》中的《“西化”的金陵大学》，文章讲述的是余老师的父亲在金陵大学求学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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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我的百年家族记忆》中的另一篇文章《抗战中的繁华山城贵阳》，走进繁华生动的山城贵阳。
我想追溯自己祖辈的命运，想越过教科书中从小为我们划定的圈子，透过祖辈们每一个个体亲历的生活，那些时光隧道中的几个个体标本，零零散散的碎片，还有大时代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去探寻对家国历史更真实、生动的诠释。
——余未人
抗战中的繁华山城贵阳
到得贵阳，正是金秋时节。汽车驶到小小的城门外，还是一片片稻田，金黄黄的稻谷飘着淡淡的谷香。这让滕銮仿佛回到了江西老家莲荷。
弟弟滕柱从香港来到了贵阳。在贵阳《中央日报》社做编辑。这家报纸也许是贵阳史上空前的一家“大报”，它直辖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它的前身是《武汉日报》，一九二六年在汉口创办。一九三八年十月汉口沦陷，该报社迁筑，并于十二月一日在贵阳复刊。滕柱与其上层素知这番根底。滕柱逃难到贵阳后，就应邀为其服务了。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张“大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贵阳来的。
街头有红绿纸写的标语：“打鬼子去！”“当兵是好汉！”那毛笔字，好的堪称书法作品，差的则是幼童涂鸦。足见其全面参与的程度。小孩子唱的歌谣也充满了抗战的气氛：“太阳落坡又东升，我国来了东洋兵，烧杀掳抢都玩尽，不去当兵哪得行！”
滕柱热心地让滕銮、余树基、兰花住在他家里。他家本来就逼仄，再加上三位不速之客，就更是拥挤不堪了。滕銮刚到贵阳人生地不熟，也只能如此。
余树基既然把母亲安置在贵阳，自己也就打算日后到贵阳谋职。余树基看来，贵阳城小也有小的优势——警报一响，人们很快就能奔往城外躲避，那就相对安全些。在抗战年代，已经别无选择。
余树基在贵阳住了几天，拜访了金陵大学电机系的同班同学刘守学。他在贵阳电厂做发电股长。他带领余树基参观了电厂。这个小小的发电厂与昆明的耀龙电厂，都是难兄难弟，没法与南京的首都电厂相比。但不论何时，生命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如今，南京的首都电厂早已落在日寇的魔掌之中。余树基时常牵挂当年没有疏散的同学、同事。据传，一位也在首都电厂服务的金陵校友是著名的抗战先锋分子，他已经丧生于日寇的屠刀下，这让余树基十黯然。昆明常常遭受日机轰炸。只有贵阳，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轰炸造成众多民众死伤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让日机不敢轻易来犯。
余树基还看好贵阳的，是文化教育正在点点兴起、成长。当时贵阳本土已经有了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两所大学，而从上海内迁来筑的大夏大学，是余树基很器重的学校。它的文科颇有名声。自从江雪上了西南联大、学了社会学，余树基就时时关注起这个专业来了。在这生命朝不保夕的抗战年代，大夏大学的“社会研究部”却下大力气研究处于边缘状况的、贵州苗夷的生活习俗、文化、社会，这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担任主任，陈国钧担任副主任。这都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师生耳熟能详的名字。陈先生亲自深入到贵州各地调查苗夷社会，拟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丛书》五种，又搜集了不少文物，比如水书、苗文，各种服饰、用具，等等。这是学术上的大建树，没有学术上的献身精神，是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创举和壮举的。余树基感到欣慰而敬佩。余树基觉得这是贵阳的一个亮点，更促使他愿意前来贵阳工作、生活。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滕銮和兰花两个女子初到贵阳，万事皆难。滕銮想搬出弟弟滕柱家单独住，余树基执意不允，滕柱也再三挽留。在弟媳妇面前，滕銮有些不自在。日子一长，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矛盾不断产生。她老是有一种“寄人篱下”的疑虑。一介书生滕柱夹在两位女性亲人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十分为难。
我后来与奶奶滕銮聊天，发现她不愿寄住在弟弟滕柱家，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藏在心里。滕銮此前交往的女性，都是没上过几天学的，自己的文化水平比她们还稍高一筹，仿佛自己就是个女性“读书人”了。她从来没有与同是女性的真正的文化人接触过。而弟媳妇蒋芝英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在外面做事拿薪水，是“新派”人物；自尊心特强的滕銮在她面前觉得极不自在，矛盾的种子就孕育了，而后生根发芽，一发而不可收。
余树基返回昆明后，滕銮就坐不住了。滕銮凭一双小脚逛遍了贵阳的大街小巷。一九三九年日寇对贵阳城中心所进行的“二四”轰炸的遗迹还历历在目。民教馆、大十字、中山路、小十字、大南门等繁华闹市还是弹坑累累，瓦砾遍布。在当年，收拾轰炸残局，也是一项重大工程啊。于是，她尽量在城边上找房子。终于在红边门找到了两小间茅草屋，她当即交了房租和押金。弟弟去看了，说相当于上海亭子间大小。但她去意已决，不顾弟弟的劝阻，带上兰花，第二天就搬进去住了。
这是滕銮一生中住过的最简陋的茅屋，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老板娘说，我原先的床铺、桌椅都卖光了！我是靠你付的房租才买了点米填肚子。滕銮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后来跟随余家几十年，有如“传家宝”，正是逃难的纪念。
在滕銮眼里，贵阳城内和城外是两个世界。城外与乡村的莲荷没两样；城内却有如当年自己住过的南昌；当然，它比南昌小；而其繁华，却是在南昌之上。入夜虽没有霓虹灯，但商家的灯光也十分耀眼。这里满街能听到吴侬软语。贵阳人称呼那些外来者为“下江人”。“下江人”是一个头脑灵光、会做买卖的庞大群体。他们开了商店、旅馆、照相馆、戏院、电影院，仿佛要把江南的繁华尽量搬进这座小山城。贵阳大戏院修建经年，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电影院，广告也有如上海的影院广告一般花花绿绿而性感。那些过去只是在报纸上、展览会上、舞台上露面的明星、画家、记者、著作家们，居然随时都能在小城街头见到。烫头发、穿旗袍、着高跟鞋的小姐太太袅娜而行；“仲家”女子的服装绣有精美的花边，颇像滕銮幼时在家穿过的宽腿裤子、大袖衣裳，看去特别亲切。着麻布百褶裙、扎绑腿、穿草鞋的“苗夷”女子挑着穿成串的山楂、刺梨沿石板小街售卖。“黄包车”是贵阳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车夫们如牛马一般拉车飞奔，但所得收入大多用来抽鸦片，他们食量大而吃不饱，面黄肌瘦。那些用竹篾背篼背着“昭通梨”走街串巷叫卖的山里汉子，从威宁县走了二十多天山路才来到贵阳，他们的衣裳被磨成布花花，常常不能遮羞……大街上，还常常能见到一队队负重的驮马，铃声叮当；清晨，有人牵牛过市，现挤现卖新鲜牛奶，人仿佛成了牛犊子。这些都是滕銮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而最让滕銮惊异的，是食盐这种在沿海再穷的人家也不缺的东西，却是贵阳最稀罕、紧俏的热门货。官方设有“食盐官销处”，官价比市场上便宜些，生意特好。但就是官价，一天之内也说不定会涨上几毛钱。因为贵阳历来有“斗米斤盐”之说。贵州的公路上跑着一辆辆运盐的汽车和人力小车，背背篼的“盐巴客”在川黔道上成群结队日日跋涉。城里时而能见到一些穿长衫子的男人挑一根扁担，两头拴一坨黑乎乎的“石块”，那是从昆明过来的岩盐。本地老百姓走亲戚用此物送礼，就是厚礼了。滕銮在昆明就见过岩盐，而且，她知道长年吃那种岩盐会得大脖子病。患者的脖子吊着一大块赘肉，形象可怖，在昆明和贵阳都常常能见到。而贵阳的房东却说，岩盐是好东西，它比川盐咸。吃不起盐的人家，还可以用它来吃“望望盐”——将一块岩盐吊在灶上，煮菜时放在锅里涮一涮，就算是有盐味了。而平时则可以“望盐止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