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资金、设备、人才一时通过各路交通要道大量流入贵州, 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 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一部分,“贵州以贫穷小省,总人口仅千万,而纳税不下百亿,征兵派夫不下百万之众”,以其经济全力与四川、云南等省一道，支撑着抗战后方的经济，增强抗战实力。

据档案资料统计，8年全面抗战中，贵州征募公债历年总计公债实收数为5.78亿元，平均每人负担战费58元。在1940年至1945年5年间，我省征集粮食总计稻谷1242万石(1石约为60公斤)，平均每人贡献粮食1.2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贵州积极捐物纳粮,使国家在战时得到兵、工、钱、粮四大方面的源源补给。

当时的贵阳电厂

抗战爆发后，随着沦陷区的日益扩大，大批厂矿、企业、院校纷纷内迁贵州，促进了贵州战时经济的发展。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由上海、南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迁到贵阳地区的工厂就达101家。由于厂矿、院校、难民的大量内迁，使贵州的人口迅速增长，仅贵阳市的人口就从1937年的12万多人，增加到1945年的28万多人。大量企业、人员内迁，给贵州带来了人力、物力、资金以及市场需求，为贵州战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增强了战时的综合国力。

随着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战备需要，消费需求量的增加，贵州商业也随之繁盛起来。以贵阳为例，持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法币),营业额为928万元。1944年增至4931户，1945年商业资本增至21亿元(法币)。蓬勃的生产和源源不断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也稳定了后方。

抗战期间，贵州工业空前发展，工厂由1937年的55家、资本总额2132800元（法币），发展到1947年的154家、资本总额140478400元（法币），鼎盛时期全省公营、民营机器工厂达到300余家，其他如酒精、橡胶、麦粉、卷烟、水泥、印刷、造纸、酿造、陶瓷、化工等数百家。

贵州手工业也空前发展，军工企业如1938年内迁桐梓的41兵工厂，员工达3800多人，内迁遵义的42兵工厂员工也超过千人，建于大定羊场坝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这些军工企业，生产了大批战争急需产品，直接支援了抗战前线。

贵州企业公司成员合影

此外，抗战期间，贵州农业也有很大发展，1945年全省粮食总产达49338332市石，较1937年有较大的增长，除直接支援前线抗战外，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因此，贵州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成为战时的工业生产中心，在抗战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贵州各族人民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还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支援前线，赈济灾民，仅“黔南事变”前后，救济灾民的捐款就达1亿2千多万元。广大民众还积极完纳国税军粮，据统计，1937年以来，贵州全省人均负担战费58元，贡献粮食1.2市石。贵州与大后方其他省一样全力支撑着抗战后方的经济，增强着抗战实力，为取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贵州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及贡献》（易同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