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贵州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上期，我们读了张祥光先生所著的《汉晋时期贵州主要民族之族系及其分布》，了解了贵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个民族在汉晋间的族系及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多民族给贵州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贵州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解读。

贵州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贵州自古以来一直远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地域来看，它被划属于西部地区，为西部文化带，与西部不少省区一样，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是多民族频繁活动的区域。贵州地域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岭南文化长期交流，使贵州地域文化有许多自身的特点。本文就贵州文化发展进程中以下三个问题作一简论。

一、贵州历史悠久，而社会发展却很缓慢

贵州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贵州高原人类的发展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早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数十处，著名的有黔西观音洞、桐梓岩灰洞、水城硝灰洞、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安龙观音洞和盘县大洞。在已发掘的十数处遗址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的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说明在几十万年前，贵州这块土地已成为人类活动的舞台，成为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的场所。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发现的黔西观音洞遗址，它是我省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是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著名考古专家、古人类学者裴文中指出，黔西观音洞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它的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一格，对于研究我国旧石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华南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一九七一年冬，桐梓县九坝乡岩灰洞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两枚被命名为“桐梓人”。至一九八三年，在桐岩灰洞先后获得人牙化石7枚，烧骨数块。这是继黔西观音洞之后首次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和用火遗迹。

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八年又先后在兴义县顶效乡猫猫洞和普定县穿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样，在贵州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都有古人类化石发现。

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在几十万年前创造了贵州的远古文明，它与全国不少古人类发祥地的文化，出现在同一水平线上。贵州远古的文明，为海内外考古工作者、人类学者所关注。

贵州高原远古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它的社会发展并没有与中原及一些先进地区同步发展。当中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时，贵州高原仍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当秦汉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时，而贵州高原还处在奴隶制阶段。如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当中原、巴蜀地区已完全进入封建社会，而以地主经济为主导时，贵州高原还处在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当时贵州高原的土地所有制，是以豪族大姓的土地所有制为主。史籍记录贵州高原的大姓有龙、傅、董、尹、谢，这些大姓世为郡守、令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如谢氏，从西汉末年谢暹为功曹，东晋时谢恕为牂牁太守，刘宋时谢国子又为爨氏政权下的仓曹，谢氏一族在政治上世代光耀，把持着牂牁地区的政治大权，他们利用特权巧取豪夺广占土地。而为他们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则是身份低下的部曲。诸葛亮征南中后，“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董、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家，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财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亮鼓励豪强大姓多占部曲，若得“恶夷”很多的，便世世代代可以传袭他从蜀汉政权那里所得的官爵。《南中志》又说：牂牁郡“亦有僮仆”，僮仆即部曲。牂牁大姓占有广大土地役使部曲耕种土地。这些依附性极强的农民，对生产兴趣不大，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史载：“牂牁郡，畲山为田，无蚕桑……有僮仆，方诸郡为贫。”（《南中志》）说明魏晋时贵州农业生产耕作粗放，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生产力落后，生产得不到发展。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正是贵州高原在魏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的反映。

同样，至近代，贵州社会发展仍远远落后于中原及沿海各省区。

总之，这一点说明贵州远古文明历史悠久，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发展缓慢，与周邻省区比较，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相当的差距。

二、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信息闭塞，地域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局限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北有大娄山脉，东北有武陵山脉，西北有乌蒙山脉，西边有老王山脉，中部有苗岭山脉，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一点七，丘陵占百分之三十点八，山间平坝占百分之七点五，“开门见山”“贵州山”成了民间俗语。全省地势，西北部最高，平均海拔在二千米以上，而东部低，平均海拔在八百米以下，因而全省地势自西向东呈梯级下降。由于地势高差悬殊，河流下切力量较弱，切割较深，整个贵州高原被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把全省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地块，造成四面阻隔，交通不便，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信息闭塞之区。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生产力得不到发展。普列汉诺夫清楚地看到地理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他说：“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前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不同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二卷一七O页）马克思早就指出，越是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越大。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源等等；劳动资源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资本论》一卷五六O页）马克思所说的文化初期即指生产力还处于低下的阶段。他又说：“由于自然条件不同，那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马恩全集》四十七卷三三四页）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古代。

恩格斯论述奥地利在中世纪的发展情况，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恩格斯说：“由于奥地利的地理条件，四周环山，交通闭塞，使其成为中世纪后期最落后，最冥顽不化的地方，相比于法、意、英等沿海国家，奥地利相形见绌。＂（《马恩全集》五卷五一七页）

四周环山，交通闭塞，远离海岸的奥地利，恩格斯认为是“中世纪后期最落后”的地方。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中世纪的贵州高原情况怎样呢？隋唐时，在我国中原一带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时，贵州高原不少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或“狩猎山伐”以维持生活的状况。据《唐书・南蛮传》记载：谢龙羽统治的牂州地区“刻木为契，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谢元琛统治的东谢蛮应州地区：“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又说：“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涧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水以饮。”“赏以功者，以牛马、铜鼓。”而谢强统治的南谢庄州地区、以及赵氏统治的西赵等地，“其风俗物产，与东谢蛮同。”这些史料综合起来看，说明贵州高原在隋唐时，经济落后，以“畲田，每岁易”的耕作方式，取得产量很低的农作物；文化落后，许多地区无文字，处于“刻木为契”以记事；没有成文的法律，主要靠社会习惯法来维持内部秩序，甚至杀人者也只出牛马三十即可免罪。这些都说明贵州高原在隋唐时整个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社会经济远比中原落后。

我国沿海诸省市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近百年来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较强的经济基础，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在诸多方面都处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列；与当今贵州落后状况相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善落后的交通状况，不提高人们的素质，发展教育，那我们与沿海省区的差距将会更大。

三、贵州高原是以文化输入为主，在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碰撞中发展

中国古代有绚丽多彩的各地区的区域文化。在古代贵州高原产生了夜郎文化，夜郎文化四周有巴文化、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不少研究夜郎文化的学者认为，夜郎文化受着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的直接影响，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的。然而研究巴蜀文化、滇文化、荆楚文化的学者，至今还未见这些地域文化是否受过夜郎文化影响的报道，至少说明夜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从秦汉以来，由于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在贵州高原设置郡县。官吏的派遣、大量的移民、民族的迁徙，商业贸易的发展等等，使贵州高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促进了贵州高原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汉时期，古代越人的稻作文化，就大量向贵州高原拓展。越人在历史上擅长舟楫，不断顺着江河水域，向贵州迁徙。《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楚，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他们随水迁徙，其中一支在今天贵州高原定居下来，成为今天侗族的先民。古越人的稻作文化，主要是以水稻种植，辅以鱼鳖蛇蛤等水生动物为其主要特点。侗族先民进入贵州高原后，稻作文化亦随之传入贵州。他们在贵州高原仍以水稻种植、辅以养鱼为其主要物质基础。《侗族简史》说：侗族居住的地区，“土壤肥沃，平川及‘洞天’盆地星罗棋布，大者万余亩，小者数百亩。”著名的产粮大坝有：“靖县的江东，通道的四分，榕江的东江，天柱的兰田、伍家桥，黎平的中黄、中潮，恩施的黄泥，宣恩的晓关。其中东江大坝长约三十华里，宽二三华里到四五华里，四面环山，成一狭长盆地，土壤肥沃，气候温暖……稻田养鱼，粮鱼兼营，乃是侗族固有的生产习惯。”历史文献亦记载，他们长期居住水边，善于与水斗争。李宗昉《黔记》载：“洞苗，在天柱、锦屏二属，择平坝近水地居之。”又说：“其俗善舟楫。”说明他们长期保留着古越人固有的习俗，在贵州高原与其他民族发生着文化交流。

汉族大量向贵州高原迁移，使中原文化不断向贵州境内传播，对贵州地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族向贵州的迁移始于战国直至近代。举其大略，较为突出的有：战国后期，楚国向其西部发展势力，楚将庄蹻率领的士兵入滇不再返回内地，虽大部流入云南，其中也有一些在贵州境内留下来。到汉武帝时，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在今贵州地域建立牂牁郡，为了巩固在“西南夷”的统治，西汉王朝除从内地派遣官吏进行统治外，又“募豪民田南夷”，一些汉族移民便不断迁来贵州屯垦和定居。蜀汉建兴三年（二二五年）诸葛亮用兵南中，南中平定后，虽“不留兵”，但他派人教民纺织，成都著名的织锦技术，就是此时传入南中地区的。唐代，一些“平蛮”将领又率兵来贵州。唐僖宗时南诏陷播州，唐王朝募兵征讨，杨端在京城应募讨南诏，和他一道来的还有谢、令狐、成、犹、娄、梁、韦等共八姓。元朝建立后，在全国派驻军队，设置驿站，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同时又在八番地（惠水一带）实行军屯，又“募人耕作”，使大量汉族人民移入贵州高原，在今惠水等地定居下来。明代是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贵州的时期。明初，朱元璋命令傅友德和沐英率领大批军队进入西南地区，在贵州设立十八个卫，屯田养兵。这些外地调遣来戍守的士兵设屯安家，世为军籍，就在当地居住下来。汉族人民迁徙贵州，必然将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贵州。这种文化的传播直到近代依然如此。以教育为例，抗日战争时期，从外省先后迁来了浙江大学、唐山工学院、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陆军大学、桂林师院等高等学校。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贵州，对贵州文化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贵州文化发展中这些问题，呈现出利与弊，历史发展的机遇与地域的局限常常发生矛盾。仅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来看，贵州并没有像沿海省区那样处于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机遇，时间越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怎样オ能缩小与邻省区的差距，这是黔省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原载《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论文集，一九九六年，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