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不忘初心·红色贵阳》推出特别专栏——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的那些事。本节目由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抗日救亡起高潮
(1937年7月一1945年8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北京宛平卢沟桥事变，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悲壮序幕。中华民族不忍侵凌，神州大地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1939年2月4日，僻处西南大后方的贵州省会贵阳，顿遭日机狂轰滥炸，贵阳人民蒙受了铁蹄践踏的痛苦。贵山泣血、富水悲咽。日寇的罪行，更加激奋了贵阳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
卢沟桥事变
1937年9月，党中央指派黄大陆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贵阳，与在贵阳坚持工作的李策等同志，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并以省工委名义在党内印发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小组生活》等文件，要求党员注意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11月，黄大陆化名李瑞卿，向党中央报告了《贵州一般情况》，要求中央派干部加强贵州工作。
翌年2月，党中央即指派邓止戈、秦天真由延安重返贵阳，组成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明确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
但在邓止戈、秦天真尚未抵达贵阳之前，黄大陆、李策已在贵阳“二一九”学联事件中，被贵州反动当局逮捕，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被迫解散。
图左为邓止戈 图右为秦天真
当时，省工委工作重点之一是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中共中央长江局接到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报告后，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先后向贵州当局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贺国光拍发营救电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粉碎了贵州当局妄图以“托派”“汉奸”罪名杀害黄大陆、李策等共产党员的阴谋。
1938年4月，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由张益珊任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理论、传播爱国思想、学习军事技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先”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不顾民众的反应和抗战的需要，着手进行了镇压行动，制造了“八·一三”事件。
张益珊
省工委的又一工作重点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省党建工作。
从1938年2月至1941年9月，贵阳地区先后建立了八届县委，吸收100多名先进分子入党，在学校、社会团体、邮电、运输行业中建立了22个党支部。省工委还先后在遵义、安顺、毕节、织金、思南、金沙、湄潭、镇远、桐梓、晴隆等县，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在炉山(今凯里市)、平越(今福泉县)，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队伍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较大的抗日团体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研究会等。
为了保持大后方与抗战前线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转运军需物资，接待和转移过往人员，同南方局交待的秘密党员与统战对象保持联系。
1939年1月3日，贵阳交通站挂牌建立，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中共党员贵阳籍人袁超俊担任站长。省工委先后指定中共党员丁树奇、高言志、雷光远作联络员。
两年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圆满完成了南方局交办的任务。同时，还有力地支援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袁超俊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派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掀起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另建隐蔽的新的领导机构，撤走己暴露的党员干部。”
1940年4月，秦天真、陶信镛等从贵阳转移延安。新的隐蔽的领导机构——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建立。
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肖次瞻组成，邓止戈任书记，肖次瞻任秘书长兼贵阳县委书记。
临工委的主要任务：贯彻实施党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
贵阳地区以工人党员为核心的公路运输部门及贵州革命青年自助会，在实施党中央的方针，疏散转移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直接承担转移安置任务的贵州革命青年自助会，分别在贵阳、桂林、昆明建立分会，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组织形式。从1940年上半年至1942年，在临工委领导下，从贵阳转移到邻省和皖南新四军的中共党员及爱国进步人士，共100余人，实现了“隐蔽精干”的战略目的。
在全国性反共高潮阴云密布的时期，贵州反动当局更是凶相毕露，一方面将长期监禁的共产党员黄大陆、李策等秘密杀害，另一方面在全省各地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及爱国进步人士。据各地党史部门统计，皖南事变前后近三年时间里，贵州全省被捕达281人，被杀害的63人，其中杀害于省城贵阳的就有28人，位于市中心省府路的国民党贵州保安司令部监狱防空洞，就浸染着18位烈士的斑斑血痕。
黄大陆、李策、严今甡在狱中坚持斗争长达3年。他们把监狱视作锻炼革命意志、继续追求真理的学校，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真理、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以自己的行为感染和鼓励狱中同志。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黄大陆周身浮肿，两腿瘫痪，仍借着门缝中透进的一丝微弱的亮光，写下《移进油库(地下室)的原因》的斗争总结，表白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
黄大陆
李策给一位同志的题词中写道：“风暴中要向前走，才站得起来。侧面袭来的寒气，只能吹僵那卧下的老人。”他给妻子留下嘱托：要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坚实的人，“自己肩住因袭的重担，顶住黑暗的闸门。”
李策
省临工委秘书长、中共贵阳县委书记肖次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香烟盒纸写下《新正气歌》：
大义须舍身，慷慨亦何辞。
不恋我身前，陈账一笔除。
不虑我身后，后事有人继。
人生持久战，小败大胜利。
字里行间正气凛然，声情之中慷慨乐观。
肖次瞻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陈法轼，置生死于度外，临刑前，慨然挥笔写下了气贯长虹般的《就义诗》：
磊落生平事，临刑无点愁。
壮志犹未折，热血拼将流。
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
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
他们身困牢狱，心系民族，以诗言志，高亢悲歌。这些大义凛然、慷慨从容的革命诗词，表达了先烈们对理想、对人生的追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陈法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