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和研究，一直相当丰富和活跃，有关著作称得上车载斗量。
在众多研究者中，有个“名声不甚煊赫、著作也不算多，而当尘埃落定、回眸反顾学术史时，就会对他的实际贡献惊叹不已的学者”。
这位学者就是我们贵州郎岱（今六枝）的林辰先生。
贵州籍著名语文教育家蒋仲仁先生说：“林辰一生，两个字：鲁迅。”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张恩和说：“他是真正意义上读鲁迅，学习鲁迅，把研究鲁迅当作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全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70周年的纪念文章《那些伟大的前辈之林辰》中说，林辰先生是研究鲁迅的前辈专家，他的《鲁迅事迹考》堪称鲁迅史料学开山奠基之作；《鲁迅述林》也是研究鲁迅的必读书。
扬州大学顾农先生说：“在鲁迅研究领域，林辰先生是贡献最大的专家之一，大约也是终身全力从事的唯一专家。他的高风亮节有口皆碑，令人马上联想到他的研究对象。”
林辰先生
林辰 （1912—2003）原名王继宣，又名王辉农，改名王诗农，笔名林辰。这个笔名是由“农”的原异体字“辳”字，上下拆分而成。据林辰自述，祖上从福建上杭迁黔，到他已是第八代了。少年时读过私塾及郎岱县立高等小学；1925年，就读贵阳私立达德中学；1926年转入省立师范学校。这时他接触到了《莽原》《语丝》和鲁迅的作品。1929年毕业后，徒步走到重庆，又乘船到上海。1931年考入复旦大学，因未能筹措到学费不得其门而入。1932年因阅读进步刊物被捕，关押在苏州陆军军人监狱。1934年因病保释出狱。1936年起，先后辗转贵州织金、黔西、普定、贵阳和四川巴县、石柱、江津、重庆等地任中学教师，及川东师范国文教师，重庆乡村建设学院讲师，社会大学教授。在任教同时，潜心研究考证鲁迅生平史料，1946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十几年前，在中学时代，我便是鲁迅先生译著的爱读者。最近十年，我更是在鲁迅先生的精神的影响下挣扎奋斗。”
林辰先生还从事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后来编成《秋肃集》。在这些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直言不讳、嫉恶如仇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他的《跋涉集》中有好几篇谈贵州的文章，可以从中看出林辰先生对家乡的真挚情感。其中《明代贵州社会在文学上的反映》对孙应鳌于隆庆、万历年两度返黔的具体年月作了考证；对吴中蕃的《废书》《早春田园》诗的写作年代也作了考证。
林辰先生手稿
1949年后，林辰先生历任重庆大学教授，西南师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重庆文协筹委会副主任。当时，孙伏园先生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曾商调林辰先生到总署编审局。因重庆方面不放，未能成行。1951年，由冯雪峰专门致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楚图南，得以调入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冯雪峰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鲁迅著作编刊社迁移到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鲁迅著作编辑室。林辰先生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鲁迅博物馆研究室顾问等职。参与《鲁迅全集》十卷本和十六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
20世纪40年代起，年仅30岁的林辰开始研究鲁迅。他从鲁迅生平史实考证入手，于1942至1945年间撰写《鲁迅事迹考》，“差不多全是在流离困苦的生活中写成”，得到许寿裳、孙伏园、郭沫若、台静农等的极力赞许。
林辰与郭沫若交往亦深，或书信来往，或晤面交谈。当时，郭沫若在《写在菜油灯下》一文中说：“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荣誉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林辰不同意郭沫若的论点，他认为，韩愈是卫道者，他既没有“革命精神”，对于民族也没有“荣誉贡献”，韩愈“根本就不能和鲁迅相比”。郭沫若不以为仵，回信说：“在余之意，似宜视鲁迅为让大众共巢共饮之深林与大河，不必圣之神之，令其不可侵犯也。”
台静农先生在给林辰的信中说：“尊著鲁迅先生传精审至足钦佩，不久尚有友人谈及也。”这里所云鲁迅先生传是指林辰写鲁迅的另一篇文章。
林辰先生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治学谨严，尤长于考证，常能发掘被隐藏的事实。他说：“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大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 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
他的《鲁迅事迹考》由《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鲁迅赴陕始末》《鲁迅北京避难考》、《鲁迅与文艺会社》《鲁迅与狂飚社》《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鲁迅的婚姻生活》《鲁迅演讲系年》等十篇文章组成，所涉及的史实都经过严谨的辨识和考证。比如鲁迅先生是否加入光复会一事，许寿裳认为加入，周作人否认加入，林辰先生作了大量材料的引徵和排比，确认鲁迅先生为光复会会员。孙伏园先生说：“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里，因有‘曾入’与‘不曾入’两派的意见，作者仍以辨别材料，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勇敢的推断，把这个问题妥妥地解决了。”
又比如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里曾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据林辰先生的考据，鲁迅先生离寓的时间是在四月中旬。鲁迅先生序中说四月八日作《淡淡的血痕中》时“已避居别处”，“那应该是因为在作序时，年代相隔太久，追忆中遂难免有几天的出入了。”
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归国的时间，鲁迅先生自己只说了岁数，没有指明具体的年月。李长之、章汉夫、宋文翰等人，甚至周作人都说是1910年。林辰先生通过相关资料勾稽排比，确定鲁迅先生归国的时间为1909年。
孙郁先生说：“第一次读他那本《鲁迅事迹考》时，惊得我目光发呆，才了解了什么是考据的文章。”
1948年春，林辰携两子来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困苦，便将《鲁迅事迹考》的原稿，试着寄给叶圣陶先生主持的开明书店，不料很快便接到了叶老的亲笔回信，以每千字十八万元润笔购稿。于是《鲁迅事迹考》由开明书店出版。孙伏园先生欣然为《鲁迅事迹考》写序言。他在序中说：“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方法，可以供传记作者“极可宝贵的”参考，“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或是另一位也好，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
开明版《鲁迅事迹考》
上世纪40年代，学者们撰写鲁迅传的积极性较高。在众多的鲁迅传记中，曹聚仁先生撰写的《鲁迅评传》被认为是最具个性的。不过，作者本人却说：“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我相信一个最适当的写传的人，倒是林辰。”
其实林辰先生从1940年就开始撰写《鲁迅传》了。《鲁迅事迹考》为他撰写《鲁迅传》奠定了许多史实基础。尽管生活颠沛流离，资料匮乏，甚至要步行几十里到附近城市去借阅《鲁迅全集》。当时鲁迅的日记、书信也还没有发表。林辰先生只好用最费力的办法，从鲁迅著作中稽考史料，在各种资料和文献中搜集钩沉，逐一考证，而且考证结果经过后来的印证都是准确的。林辰先生说：“关于他（指鲁迅先生）的许多事迹，主要都是从他的遗著里得来，例如他离开北京的日子，许寿裳《年谱》也仅仅说：‘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拙稿则详细考出月日。其他日常生活详情也是从先生许多集子里钩稽而得。”
林辰同时向许寿裳、孙伏园等鲁迅生前友好请益。林辰先生说：“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曾得许寿裳、孙伏园二先生的帮助不少。许先生以高龄硕德，而对于一个后进的请益，往往不吝用长达二三千字的覆书，赐以周详的指教；孙先生在函札和口头上也给予很多宝贵的意见和资料：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
林先生受朴学传统影响，他的《鲁迅传》不同于文学性传记。他按照实录的方式，严格考稽史实，文章简约，主要记述能反映鲁迅先生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的事件，不过多涉及私生活。 而且极少加入自己的议论和评价，采取绝对客观的写作态度。林辰先生秉承考据学的理念，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他无法断定的事实，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如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时写的几首旧体诗，均记载在周作人日记中，当时周作人日记尚未公开发表，林辰先生坦承：“无从见到原作。”又如，关于鲁迅校《嵇康集》事，林先生直接说自己并没有见过鲁迅所依据的刻本和抄本，承认是一种"冒险"。
孙郁先生说：“其扎实的史家之笔，让我们读出老一代人的学识与见识。”所以，曹聚仁先生在《史料述评》一文中，在评论了当时的若干有关鲁迅的传记后，接着说：“其间也有了不得的传记作家，便是写《鲁迅事迹考》的林辰，就他所下的考据功夫来说，是一个会写出有价值的鲁迅传的人。”
林辰先生到1948年末写好了八章，从鲁迅出生至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止。在成都出版的《民讯》月刊也仅仅发表过两章半。鲁迅在上海的一段重要生活在这本传记中没有得到体现，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留下的半部《鲁迅传》让读者在景仰的同时而又深为抱憾。
其原因是否有意识形态或运动起伏的因素，不得而知。从五十年代初，林辰先生调到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之后，就全身心致力于鲁迅著作的校勘、注释及出版工作，无暇旁骛。也就是说，林辰先生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鲁迅著作的编校工作了，就是退休了也没有中止鲁迅研究事业。暮年林辰先生身体又多病，视力几乎失明，仍然借助放大镜坚持完成了150万字的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编校。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张梦阳说：“他的《鲁迅事迹考》采用了察疑、实证、正误、辨伪、发微的细密严谨学术方法，是鲁迅史实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在建国17年中又对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作出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古小说钩沉》，积十年之功，写出了四篇功底深厚的论文，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传世之作。”
晚年林辰先生
林辰先生“数十年来，访书南北”，着意搜求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为他人作序、校订的书。所得有最早版本的《呐喊》，线装本《中国小说史大略》，190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等以及高长虹《心的探险》、采石《忘川之水》等。他在所著《鲁迅述林》中说：“我希望有人能对鲁迅的著作，一篇一册，就其所知，踏实地做一番疏证的工作。”终其一生，林辰先生就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在“做一番疏证的工作”。
林辰先生八十大寿时，总角之交蒋仲仁先生写了一首贺诗：“南明河畔少年游，重聚京华渐白头。急风狂雨悲往日，铁窗冷雨忆苏州；百年大业志常在，一统小楼何所求。漫步夕阳伤尽暮，红霞深处梦悠悠。”
2003年5月1日，林辰先生在非典肆虐的特殊氛围中，异常寂寞地逝去。
2004年，林辰先生晚年私淑弟子之一的王世家先生编辑出版了林辰先生的《鲁迅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世家先生说：“整个传记是非常平实而准确的，它完全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干扰，不跟随政治上对鲁迅的评价，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王世家还强调说：“先生如果在世，这本书绝对是出版不成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出版了，因为这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体现了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林辰《鲁迅传》
王世家先生又将林辰的遗著整理编成《林辰文集》四卷，2010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徐鹏绪先生说：“当代朴学大师林辰先生在寂寞中逝去，他（指王世家）以数年时光为先生整理书稿，出版文集，其义举令业内同仁敬佩感动。”
被誉为“当代朴学大师”的林辰先生，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只能从回忆文章中窥其一斑。
有一次，林辰先生收到稿费200元，他即回信说：“拙文不过三千多字，不应有如许报酬。现寄还100元，请收下。”
孙郁先生说：“林辰先生是过去那个岁月里纯真、无伪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纪念文章中说：林辰先生“一辈子从事鲁迅著作编辑注释工作，青灯冷椅书稿相伴而兴致勃勃，不求闻达。”
陈潄瑜先生说：“林老的生活是清苦的。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是他栖身的卧室、书斋兼客厅。室内除一张硬板小木床，两张旧藤椅，一张小书桌外，就是杂乱堆放着的书刊；只有一台极普通的电视机散发出些微的现代气息。”
孙玉石先生说：“ 我感觉林先生身上有最后一代士大夫的影子。他一直处于历史的漩涡当中，却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走自己的学术道路。他对鲁迅的研究，对鲁迅文集的整理、编撰的功夫无人能及。在做学问上，他总把现代意识和考据学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当然，林先生平时也很和蔼，亲切，爱憎分明，这些都让我觉得是士大夫的特点。 ”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写道：一九八二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鲁迅研究界有口皆碑、道德文章为人称道的林辰先生，来师大主楼西南侧的平房教室讲学。”“开讲后，才发现，带着浓重的贵州口音的林先生，不但没带讲稿，甚至手里没拿一张卡片、一个纸条。他，人显得质朴、谦逊，课讲得从容、自信。无论是涉及人或事，乃至讲说的每一篇文章，林先生全是凭借记忆，准确无误地向我们讲述、诵读的。越听，越是感慨不已。望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林先生，心里叹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博闻强记啊’！听讲者好几次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王培元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曾经听到“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回首当年往事时曾谈到：每次开会逐条讨论注释文字时，只有得到认真严谨、字斟句酌的林先生的首肯，主持人才宣布进入下一条。如果谁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往往去向博学多识的林先生请教，而且马上就会迎刃而解。大家常常慨叹：林老真是个书库！ ”
这样一位大师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和引以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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