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国际攀岩公园）位于风光秀丽的笃山镇梨树村海尾山谷，顾名思义，海尾不仅是一个山谷，而且是一个水资源异常丰富的山谷。一条是自西向东流淌的筏子河（今下游改名坝子河），水量较大，河水陡然伏入公园内巨大崖壁下的落水洞。一条是石冲河，从西南向东北流淌，穿过公园的入口倒马坎。贵州多山，地名“倒马坎”尤为常见，引申出来的传说五花八门，然而，共同的特点是地形危险，悬崖很高，牛、马和牲畜很容易掉下去。石冲河的源头位于普坪镇的大鸭溪水库，终点是梨树村的张家桥组，全长约17公里，与筏子河相比，水量相对较小。因此，《兴义府志》记载了筏子河，但没有记录石冲河。历史上，有一座古桥建在流经倒马坎的石冲河上。今桥毁无存，但保留下三座建桥石碑，其中两座为四棱碑。碑文内容“一桥三名”，历史脉络被清晰记载下来。
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巨大崖壁
第一座四棱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季冬月（农历十一月）”，时任兴义知府为徐玉章。四棱碑三面镌刻，碑面残损，能辨识部分文字。正面额题“永镇桥”，开头便是“尝读帝君文曰”，即经常读《文昌帝君阴骘文》，教导我们“修道路以利人行，造河桥以济人渡”。尽管“者都之厂河虽非四达”，就是不算特别重要的交通要道，但也是两岸乡人往来的必经要地。碑文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这里古名为“者都”，二是今天的石冲河当年老百姓称为“厂河”。“者”在布依语音中比较常见，意思是“山上的平地”。“厂”则是指山崖，“厂河”就是山崖下的河流。更重要的是，四棱碑和志书能够相互印证，今天的梨树村倒马坎，正是《兴义府志》记载的“北乡永化里四十六寨”之“者堵寨”。
“永镇桥”四棱碑
碑文接着描述，奈何“独木难支，于是募化场市、乡村、厂号人等”，共同建桥。文中还穿插“遥通帝座，百福普播，虎生庶兑，培风檀水”等生僻的佛、道吉语。按照惯例，文末为桥“今功成完竣，以志不朽云”，但撰文者未留名。碑文记载共有五位“首领（向德、陈锦文、韦朝富、贺尚贵、杨荣）”助钱“卅（三十）斤、廿（二十）斤”不等。换算一下，清代一斤为16两，一两10钱，一斤即160钱。道光年间，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相当于这些首领助银三两到五两左右。“首领”之下为“众善”助钱。四棱碑的左右侧面，亦全部为“众善”捐款，其中以王、贺两姓最多，结合“者堵寨”地名，可以判断该地百姓以布依族为主。
第二座四棱碑立于1967年12月，三面镌刻。正面题“群心桥”三字，碑额用印刷体镌刻“毛主席语录”，内容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今天我们依旧传承着这一思想。群心桥名之下，镌刻洋溢时代特色的建桥原因，原文为：“道光十一年人民为了通行渡河发展生产，经众自筹经费建成永镇桥。可是，万恶的封建势力、地主豪绅为了掩盖他们的剥削罪恶，用思想迷惑群众自由，于光绪十四年将此桥破坏，使人畜安全受到无故损失。在那种社会里，有冤无处申。解放十八年来，广大贫下中农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下文字残损，但原因一目了然，就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桥梁被毁。当然，毁掉的原因大概率还是自然原因，而不是碑文所述被“封建势力、地主豪绅”人为破坏。
“群心桥”四棱碑正面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这座四棱碑两侧面同样为建桥捐款内容，只是从道光年间的“众善”，换成更具时代特色的“社员献金名单”和“集体献金单位”。社员来自合星生产队和洒雨区天兴、岩脚。“集体献金单位”有三个，分别为合星生产队、胡家坪生产队和张家营生产队。合星生产队献金最多，捐款631.88元和大米300斤。这些地名均在梨树村及周边，目前胡家坪和张家营两个地名尚存，为村民小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座四棱碑捐款人以王、贺两姓布依族为主，而这座四棱碑增加了陈、刘、龚、向等汉姓，民族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
第三通碑为青石质，额题“永兴桥”三字，石材厚度达20厘米，立于1979年十月初四（11月23日）。因“洪水暴涨，水势凶猛”，群心桥于“旧历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冲毁，“往来行人过河又受困难，生产遭受影响。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国家补助资金一千八百元”，桥于“旧历七月七日动工，十月初建成。”除国家补助，建桥的“集体献金单位”和第二座四棱碑完全相同，分别为合心、胡家坪和张家云生产队，只是用字略有区别。另外，这次建桥没有记录群众捐款，而是“以工代赈”，由合心、胡家坪两个生产队组织群众自行修建。“集体献金”全部用粮食替代，仍是合心生产队最多，为大米515斤，包谷220斤，黄豆50斤。胡家坪生产队其次，为大米187斤，包谷80斤。张家云生产队最少，为包谷300斤。原因是三个生产队使用桥梁的频率不同，张家云生产队距离桥最远。
“永兴桥”石碑
山地贵州，被誉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像这种“桥毁碑存”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石碑不仅为贵州建桥史添砖加瓦，同时附带出的历史信息，对研究地方社会的时代风貌，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