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国学大师程千帆、沈祖棻伉俪的著作，让我开阔视野；先父对我讲述的程伯伯轶事，更让我遐想万千。
我翻到了1932年他们在金陵中学毕业时一起打网球的照片，生龙活虎容光焕发。那时，网球运动已在金陵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开展。1915-1934年，中国男子网球队还参加了第二届至第十届远东运动会。
1932年，余树基（左）与程千帆（右）等
先父曾说，程是名士之后，性情豪放，妙论甚多，古典文学根基厚实……程千帆常常在报纸副刊上写小文章，还写小说在《东方杂志》发表。这在同学当中，是特别引人艳羡的——发表文章有稿费，五毛至三元钱一千字。那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六元钱。程千帆除了解决自己的伙食费之外，还不时请先父去游览名胜古迹，去玄武湖划船、喝茶。先父与程千帆二人自诩饮兰餐菊，不屑于社会上吹吹拍拍的世风。他们谈吐投契，结为挚友。余树基对程千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在先父的一生中，似乎只有程千帆让他产生过这样非同寻常的情愫。
1949年后，先父与程千帆友情中的一件事，已通过一份看似无关紧要的“自传”，白纸黑字进入了先父的档案。
1936年，程千帆在金陵大学时
在当年国民政府所办的大学里，乍看去莘莘学子都埋头于学业而心无旁骛；但身入校园，方知大学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小社会。学子如何选准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一件天大的事。可人生之路从来是谜团重重，对于涉世浮浅的大学生来说，盲人骑瞎马的事儿时有发生。
在金陵大学上学时，余树基一直想回一趟江西老家祭扫父陵，但苦于囊中羞涩。大学三年级即1935年暑假，余树基的长辈欧阳豪在江西九江去世，想到欧阳伯伯对自家的深厚情谊，余树基特别想前往吊唁，情之切切，欲罢不能。
适逢此时，他听好友程千帆说，市里有一个“南京各大学学生暑期赴江西考察团”，能免费提供参观的食宿交通。程千帆有幸被邀参加。经济窘迫的余树基这时怦然心动，免费回老家旅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己能否享用一份？
1936年，程千帆在金陵大学文学院楼前
但他后来听说，活动似乎是由领取政府津贴的“职业学生”领头的，心生疑窦。余树基对职业学生历来不屑，从没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也未与他们有过交往；此时贸然要求参加，很失面子，难以启齿，想必也不会获准。但回老家的念头在脑子里萦回着拂之不去，做梦也不得平宁。
他终于忍不住与程千帆商量。程千帆见余树基欲说还休的神情，就明白了。他性情豪爽，对好友之托，历来是有求必应的。他便主动提出：“你放心，这事我来办！你就随团享受一次免费回江西老家的待遇吧。反正有人出钱，大家都是趁暑假出去玩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程千帆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更非中坚分子；但因他功课出众，又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金陵大学有名的才子；所以学校的种种活动，组织者都乐意请他参加以壮声威。这次余树基想参团的事有他鼎力相助，组织者就开绿灯了。
改革开放后，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先父为此写下的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余树基每每回忆起这次旅行，都痛悔当年自己图小便宜的轻率举动。他时常教育我，不能贪求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总是会吃大亏的；不该自己的享受，一分一厘也不能贪图。此番教诲对我人格的形成大有裨助，让我终身受益。
1983年，程千帆在家中
我仔细阅读了先父的检查之后，察觉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一是“换得当时共产党所发行的纸币和硬币各几种作为纪念”。由此可以看出，余树基与程千帆“政治观念”淡薄，且有点收藏的癖好；而另一方面，当时在这样一个被当局控制的团体里，竟然也容许此番举动，并没有被检举为“不法”行为。回校后，程千帆还兴致勃勃地将这些纸币和硬币装框，赠予金陵大学图书馆，用力透纸背的楷书写上了二人的名字。金大图书馆正式接受收藏。这是他们友谊的见证。亦可看出当年金大海纳百川的学术雅量。
其实，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件构成的。历史的书写常常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而历史的真实存在是科学，是学问。二者很难统一。“是而非之，非而是之”，其间的奥妙是后人永远探寻不尽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多留下几朵浪花、几滴水珠，就能让后人有更多的通道接近历史真实。
我一直想，如果有机会，我当到南京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考查探寻，是否还保存了程伯伯和先父送上的这份凝聚了好奇、蒙昧的礼物？但该往什么大学去查，却漫无头绪。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有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分别调整到好几所大学，原校早已不复存在了。
1995年4月，昔日金陵大学宿舍前
2010年5月，经远在加拿大的好友牵线，辗转联系上定居加拿大的南京大学图书馆老馆员陈远焕先生。陈先生忆及此事尚有印象，曾见到过此物，但现在却无从查起了。陈先生又发电邮询问了有关人士，也没能找到线索。
二是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在余树基的“检查”中写为“阵亡将士纪念塔”。此称谓是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的阵亡将士纪念塔推断的。常常以鸡毛作令箭的造反派们因阅历浅薄，也没能看出有什么不妥。否则，“崇洋媚外”的帽子又会落到先父的“花岗岩脑袋”上了。
据史料记载：“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1934年2月2日上午8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这里隆重地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这是红军的第一座纪念碑，塔身做成一枚炮弹的形状，凝聚了红军烈士的鲜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敌人拆毁。”而先父前往瑞金是1935年7月，当局还来不及拆除此塔。
程伯伯毕竟一直待在名校，这样的事多如牛毛，排不上号，1949年以后，并没有为此受到任何追究。
程伯伯寻找先父的最后一封信札，是1978年10月3日写就：“……极以兄为念。因此，决定先写一简探听一下，如得回信，当再详告一切……兄情况，但于数年前闻外调人员说了一句，每月拿15元烧锅炉而已。其余尽在不言中……看现日月重光，天地清泰，一切均成陈迹矣……”
程千帆致余树基信
可先父已于一年前驾鹤西去。这封书信几经辗转，到达我母亲手中……
程伯伯松鹤延年，于2000年羽化登仙。天意从来高难问。想必，他与先父早已相契于天堂。
文中程千帆照片，由程丽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