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其孙吴世璠自杀，清军进入昆明，历时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杨玉柱出任湄潭知县。这时的湄潭县，正是连年战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元气大伤，民生凋敝：“丁男死徙，妇子流离，弃其庐舍，荒其田亩。在伪时，元气已损，恭逢大兵恢复，逆贼败溃，反戈杀掠，男妇逃亡，更甚于前。”清军平叛，溃兵杀掠，大军强征，各种夫役、征赋，丝毫不减，甚至变本加厉，百姓逃亡，更比乱时凄惨。
杨玉柱，字石臣，监生。陕西巩昌府阶州人 （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 清康熙年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巩昌府当时属陕西右布政使司，并为治所。后阶州划入甘肃省。
杨玉柱到任后，目睹种种惨状，只有将实情一一向上申告。
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戍孟冬条议一》 中，杨玉柱说，湄潭县“先年全熟者十无一二，总缘土瘠民稀，生聚者少，而开垦者鲜”。大军平定了吴三桂之乱，“恢复之后，加以召买，继以夫役，各项军供，数倍正赋，”所谓“召买”，起初是商人应征向官府卖物，逐渐演变成固定化的徭役。再加上上年瘟疫流行，死亡和逃亡不少，而纳粮摊差仍照康熙十一年开征，有的官吏“急于考成，督责惟严，”百姓无法缴纳，只好逃亡。湄潭县就逃亡四百五十五户，全县熟粮田四万来亩，就丢荒了六千多亩。
同年，杨玉柱又上《壬戍孟冬条议二》说：“滇黔二省不产方物，所用百货藉资四方，”“羊肠鸟道，丛山险阻，一切客商货物，雇夫担运，悉属肩挑背负者”，善挑者不过八十斤，“商民以肩挑背负之微货，离乡背井，奔波万里者，不过营蝇头之利，以赡养父母妻子”，而“入黔以来，重重关税”，沿途大小关卡收税，有一关分为两处收税，甚至有一关分作三处收税，再加上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到了目的地，“计之不惟无利，而欲求以足本回家万万不能”，把货卖了，不仅没有利润，有时想能赚回本钱回家都万万不能。杨玉柱呈请并作一处收税，或裁上水杂货税而收下水山货税，或收上水杂货税而裁下水山货税，让商民“稍甦一二分之苦”。
他在《请裁协夫以苏民困》条议中说，内地偏僻州县经年累月没有一差经过，夫役闲空，于是裁撤夫马，将工料银两协济地处交通要道的州县，但没有叫偏僻州县的老百姓自带干粮到几百里以外去担任夫役。贵州本来没有设夫马银两的州县，凭空起派协夫到外县去服役，和内地偏僻州县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一家人只要派出一名协夫，则春失耕、夏失种、秋失收，妻饥子寒。在指派协夫中，送礼行贿，“吏弊丛生”。杨玉柱直言不讳地说“昔为冲途之苦，今为僻邑之害”，正如前任总督甘文焜所说“协夫为黔民之大害也。”
二十二年（1683）杨玉柱上《癸亥孟春条议一》说，全省田赋合计不及内地一大县。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吴三桂乱，云南解送逆属进京家口二万四千有余，由贵州经过。每站用夫三百名，二十站需六千名。要两年时间才能过完，每年需夫七万二千名，价银三十万两，数倍于正赋，贵州根本负担不起。杨玉柱直言：“大军凯旋，运送宝珠，杠抬逆属、饷鞘、军装，络绎若织，千里相望，民不息肩，日无宁晷。可怜兵燹蹂躏之余遗，惊魂未定，枕席未安，连年以来，百折千磨，皮穿肉绽，血竭髓枯已久。希望地广人稠之大省，分涓埃之惠，”救济一下贵州，以解民之倒悬。
在《癸亥孟春条议二》中又说，湄潭自战乱之后，“一应册籍焚毁无遗”，征收钱粮找不到依据，上官就将康熙十一年征收额作为标准，造成“里甲赔累日深，逃亡日甚”。杨玉柱认为必须逐里逐户进行清查，“造具实征文册”，因工作量较大，希望由上司安排执行。
同年秋上《癸亥孟秋条议》 说，上面催征各项钱粮，全靠里长甲长奔走办理，问题出在“自纳户”，大都是官吏士绅，土棍恶霸。平时抗粮抗差，逃亡绝户的钱粮由官民代赔，而自纳户不用赔，于是“人人效尤，经年累岁，由少至多，分甲自纳户不可胜矣。”想方设法变成“自纳户”，有的里甲就将亲戚族党包入自纳户，借此获利。这种情况已经形成痼疾，县太爷都“任呼不灵”。
接着又上《癸亥仲秋条议》说康熙十九年平定遵义马逆，满汉大军屯集湄潭，“在太平之日，小民尚且难堪，何况此军需浩繁，血枯髓竭之时乎”，两年之间，因不堪赔累，换了五任县官。恳请予以减免田赋。紧接着又上《癸亥孟冬条议》反映湄潭旧额协帮平越府协夫30名，后来加至120名，不光是县里承担不了这笔费用，老百姓也忍受不了应役之累，希望仍按旧额协帮。
二十三年（1684）春季上《甲子孟春条议》说湄潭境内多其他屯卫插花地，“种种积弊，互相掣肘”。希望划清边界，各负其责。 秋季上《甲子孟秋条议》涉及按赋均摊造册详报事。并建议“改土归流”。二十四年（1685）《乙丑孟冬条议》亦是要求减免田赋钱粮事。二十五年（1686）《丙寅仲冬条议》要求将远调平越的饷粮就近供应附近营汛。并建议将思南、石阡等地少数民族并不多的属司“改县设流”；还建议贵阳城内的贵州卫、贵州前卫和新贵县予以归并。这些建议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不过巡抚慕天颜并未怪罪，还批示布政使司予以研究。
杨玉柱任职湄潭五年，共上了十二道条议。这些条议呈上后，因为所说均为实情，所以还是起了作用。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三年任贵州巡抚的杨雍建，有“清朝第一谏官”之美誉，曾有“一日上九疏”的纪录。其在贵州任上上的奏疏，共计四百五十一道，也反映了贵州战乱后的真实情况，“但见荒城废庐， 绝无人迹。”“间有至城市者，类皆鸠形鹄面，惟采蕨茹蒿以延朝夕”。于是康熙二十二年恩准免征秋冬钱粮；二十三年免征春夏钱粮； 二十四年裁免协夫；二十五年冬免征未完各项钱粮；二十六年各项钱粮尽行蠲免。
杨玉柱从小就“心怀慕道，志切山水，常逍遥于千里之外，颇闻地理之说”，一到任就对湄潭的风水作了分析，觉得“四面之山不就本位，去来之水，率多不情”，这样就造成“守土者解绶为福，士风之不驯，民俗之未善”，而且杨玉柱“举家染疟”，所以认为要创改县城的向山，尤其是前任不应把县衙改为公馆，公馆改为县衙，使得六十多年来“官多不利，士多不驯”，于是杨玉柱自己花钱又改了回来，“堂构将成”，正好有康熙谕旨减征两年钱粮；“大门成”，又奉旨豁免协夫，杨玉柱更加对地理向背之说深信不疑，在赋诗中说：“八十余年别向山，官民何事解愁颜”。
杨玉柱在施政中，尽力革除积弊陋习，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稍减小民一分，小民得受一分之惠。发告示称，“县属各衙门纸扎油蜡料壳等项，俱系本县官衙发价现买备用，从前管单陋规遵照本县示谕概行除革”。又裁革“本县一切值日陋规”。同时建义仓和常平仓各三间，赈灾济民。二十三年（1684）奉旨修一统志，补修县志，杨玉柱广罗文人士子“竭心殚虑、详其风土、悉其原委、汇为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县志付印，由贵州学政毕忠吉撰序。在《湄潭县志》中记载：“平灵台，县北四十里，在马蝗箐。悬崖四面，攀陡甚难。上皆茂林，其竹可以为纸，谓平灵纸。顶上方广十里，茶树千丛，清泉醇秀”，真实记载了湄潭早有野生茶树群的情况。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免征谕旨屡颁，民困稍苏，杨玉柱重修“乳液融结，鬼斧神斤”的清虚洞，砌石桥，塑观音像，遂成湄潭一景。1943年10月，竺可桢日记载：“偕胡建人、王季梁至郑晓沧处。遇清华中学新来教员索天章，一起前往观音洞，即以前之清虚洞。乾隆年间杨玉柱县长发现此洞，历经多次整修，方有今日之规模”。
杨玉柱还邀请湄潭士绅，在湄水桥一带欣赏花灯，同行吟诗中有“两岸踏歌声，士女采茶工且艳”诗句，亦可见湄潭的茶叶生产由来已久。
此后，据《阶州直隶州续志》载：“杨玉柱 荐授湖广黄州府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