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
00:00 / -我，一棵槐树，是遵义会议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树龄过百，身长超过十米，我的外形酷似一个大大的“V”字，游客们亲切地称我为“胜利树”。
著名的遵义会议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退休副馆长费侃如曾说过，“我”就像耸立在会址旁的一座丰碑，虽然没有一字铭文，却见证了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历程。
自打有记忆起，我身后的这幢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就已经存在。几乎在所有与遵义会议会址有关的图片、影视或美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我和这个“伙伴”相依相伴的身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派人建造柏公馆，据说用料讲究、材质罕见，是当时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而我，就是当时种在柏公馆旁的一棵小槐树。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那场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上，20名与会者，在柏公馆二楼那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会客室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曾提到，召开遵义会议时，她居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每每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
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生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八十余载过去，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哪怕风高浪急，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如磐石，信念的力量驱动着他们乘风破浪。而“我”，也在经历狂风大作、树枝折断倒地后，掉下一颗种子落到树下泥土，悄悄生根发芽长出新的树枝。如今，游客们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时可以发现，小楼旁的“我”不止一棵，而是两棵了，生长方向正好相反，慢慢地，“我”的形状竟然成了一个“V”字。
站在“我”的身旁，用手指比一个“V”字，与会址合影留念，已经成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的流行姿势。象征着胜利的“我”，也成了这座历史红城的特殊地标。
（遵义台税兵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