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

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因此“炸”开了锅。远在大洋彼岸的“群主”张琪，发出了“组团”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最先响应，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除了张琪，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达77.8%，而集体主义文化对此有重要影响。

图一为作者团队，图二至四为参与调研的学生成员

还原事实真相

如果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公民的诚信度。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这项研究。在所谓的“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倒数第一，排在肯尼亚、秘鲁等国之后。

2019年6月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截图

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而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

“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芊说。

众人拾柴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

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要弥补Cohn等人的研究缺陷，就需要在复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实验，这也是研究最重要的一环。

Cohn等人的设计中，外国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场所员工后，只能简短说明便立刻退出。但钱包最终如何处理无法知晓，而且外国研究助理未必能准确分辨员工和客户，在一定心理压力下，对关键环境信息也无暇记录。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就要引入中国本土的研究助理作为暗中观察员，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影响钱包的处理结果。

最终，他们决定将研究设计成两个组。第一组的中国观察员在记录现场信息后便离开；第二组的中国观察员则暗中记录整个交付过程。每组都配有隐匿摄像头记录交付过程，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2019年年底，除了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实验的4个采样点，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这些点还新增了温度、湿度、是否有国旗国徽标志、目睹人数、噪音、是否有摄像头等十多个环境参数。

为了进一步探究造成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杨芊和周欣悦等结合国内和Cohn等人研究的全球数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

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终于在论文刊登的4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究截图

“幕后英雄”

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加现场调研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

刚加入团队时，孔少楠在山东大学读博士四年级。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张琪后，有过“钱包丢失”调研经验的她被推荐加入家乡北京的调研队。

她告诉记者，专业的现场调研不仅需要进行培训，还要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对专业、体力和应变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突发情况，是调研时常会遇到的。有一场意外，让负责成都地区调研的张薇薇印象深刻。

在一次调研回来的路上，学生们不慎将一个含有重要材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铁座位上，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等到想起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路狂奔回到地铁站时，在工作人员那里找到了丢失物。是一名乘客在捡到后，交给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员。

在为中国公民诚信发声的路上，他们也被诚信所温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