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最近有朋友自远方来，请他吃饭，态度很开放，上什么吃什么，就连很多外地人拒绝的折耳根，也毫无惧色，照单全收。大快朵颐之余，他老兄心心念念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宵夜得找到一碗好吃的粉，方不辜负这短短的贵阳一日游。

我真心喜欢和尊重这样的朋友，在饮食上能够包容和接受，不是个简单的“吃货”标准问题，背后跟观念相关。

《鱼翅与花椒》是我这几年读到的最好的美食书之一。作者邓扶霞是个英国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来到四川成都求学，因为迷上了川菜，甚至因此专门到一家烹饪学校进修，并且成功地拿到了毕业证书，成为一名可以持证上岗的川菜厨子。邓扶霞从四川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寻找美食。

在我看来，此书最有启迪的部分，是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在饮食背后，还存在无数的文化差异和误会，认同和排斥，迷失和归属。

譬如，邓扶霞在此书的序言里就坦率地承认，自己在没来中国之前，对于异乡是怀有某种偏见的，甚至这偏见中，还不无恐惧。

她写到，尽管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勇于在吃喝领域探索的女孩，小时候也偶尔吃过外卖的中餐，比如，油炸猪肉丸子配上鲜红的酸甜酱，还有冬笋炒鸡蛋、蛋炒饭之类的。也去过几家伦敦的中餐馆，但在一九九二年秋天，自己第一次在香港餐厅见到皮蛋时，仍然吓得不轻，邓扶霞不无夸张地写到：“这两瓣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

而西方人对中国食物的恐惧还远不止于此，部分地是因为受到文化偏见的影响。英国媒体时常刊载一些颇带有猎奇色彩的文章，绘声绘色地描写中国餐馆里各种奇异的食物，而扶霞的解释是，在异国他乡旅行，要完全适应当地口味并不容易。人吃的东西，代表了他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见过世面、阅食无数的英国女士，她说：“在吃这件事上，我面对的文化禁忌也算无数了。我的态度一向是把这些禁忌抛诸脑后，尽管吃”。

但是，谈何容易。

邓扶霞坦然地承认，初到成都，很轻易地就被凉拌鸡、豆瓣鱼、泡椒炒猪腰花以及鱼香茄子征服，但也有她一时难以接受的食物，比如，脑花。

她回忆说，请客的人是一位研究烹饪史的学者。为表郑重，特意点了“一大盘很贵的猪脑花”，放进锅里烫熟之后，不断舀给扶霞品尝，扶霞则巧妙地偷偷扔掉，直到最后心一横、眼一闭，张口就吃了。“那口感像奶冻，柔软绵密，又有很丰富的层次，真是危险的诱惑”。

窃以为，这也是很多人接触到不熟悉甚至是“黑暗料理”时的常有经验，有时候，真鼓起勇气来尝试，也许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可怕。

有个故事为证，自诩“什么都吃”的大作家、美食家汪曾祺，祖籍江苏高邮，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他对折耳根居然也敬而远之。

汪先生有一篇文章回忆说，自己在北京京剧团工作时，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去他们剧团学戏，妈妈不远千里给她寄来一包东西，就是这个折耳根。女学员热情地请汪先生尝了几根。汪曾祺说“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

但有趣的是，几年前我碰到汪先生的大公子汪朗老师，据他说，因为自己经常在贵州出差，喜食折耳根，偶尔在北京的菜场遇到，也会买回来拌食，汪曾祺跟着吃过几次，居然也吃习惯了，谈不上多喜欢，但至少是能够接受。

可惜，汪先生没补上这一段后续，为贵州的折耳根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