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说音乐”在动静上线，一开始，我觉得一周写一篇文章说几句话嘛，也没什么难的。紧接着疫情来了，动静投入极大的资源对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采访和报道，没怎么搭理我，“说音乐”便停了下来，我也就落在空空里干我自己的事情，间或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写跟我相关的疫情期间的遭遇，关键时候，人们更关心与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我记得那期间，因为海量信息的爆发，观点或左或右，情节或真或假，极易扰乱我的判断，我就干脆关闭了大部分的信息来源，认真地关注了动静，我把自己“双规”，强制自己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信息通道浏览了解疫情防控的进展。
坦率说，“说音乐”之前我是极少阅读动静的，我的兴趣点不在通过移动端接受知识，我喜欢阅读纸质的书，在书上划道道画圈圈，跟写文章一样，我至今仍然保留用笔写好后，再输入电脑里的习惯，花费的时间会相对多一些，我固执地保留这个习惯，也是为了防止自己习惯了输入法提笔不会写字。就像从前，我能记住好多人的电话号码，现在离开手机，谁的号码也记不住，从前学会唱一首歌就能记住歌词，现在离开了提示，啥也记不住，有时候，传统的才是可靠的。
后来，因为要定期在动静上发布文章，我也就认真地阅读动静了。我开始关注动静家的专栏，每一篇，一字一句读，关于时代的、关于历史的、关于饮食的、关于文化的、关于茶道的、关于诗歌的，得益于互联网媒介融合的便利，音视频的结合，这些专栏，除了文字，那些让人心动的选题，那些让人意外的见解、那些深邃的思想、那些让人惊艳的图片、那些鲜为人知的知识，它们都是如此具有核心的思想观点、严谨的学识构架，每周在动静上进行物理的排列组合，却给我带来了如同进入知识黑洞般的紧张，惶恐不安，它们就像是动静的“帮凶”，举着一把一把的尖刀，催着我跩跟哒抖（贵阳话：踉踉跄跄的意思）地跟着跑。
十多年前，我在已经停办的《贵州商报》上“说音乐”，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的技术支持，我也就是用文字说音乐，嘚吧嘚吧，说了半天，嘴巴都说干了也没有感性的支撑，音乐最终还是要用耳朵去识别的，但当时的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商报”是宽容的，由着我说没把我赶走，说了一年觉得没趣就灰溜溜自己跑了，跑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怂恿我“说音乐”的《小舒小唱》主笔舒畅，她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从不催我，我给她的稿子她也从不修改，一篇稿子发给她，她就只说俩字：“好的”，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你就只会说好的这俩字么？”她回复我：“我还会说好多的字”。她懒，从不催我，我也懒，懒懒联合，结果就是瘫。
没想到十几年后，跟《贵州商报》一样，以新闻资讯为主的动静也是宽容的，他们允许我嘚吧嘚吧的存在，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加持，终于实现多种形态的呈现，声音的、文字的、视频的纠集在一起，有趣有用好玩。
疫情很快控制住了，动静家开始发布通告：各位，下周开张了哈！不开张不晓得，一周一篇文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关键是动静家有一群闹钟一样的编辑们，他们像是坐在闹钟里上好了时间的发条一样，一到点就开始“笑里藏刀”温柔地、轻轻地滴答：“小莫呀，没忘记本周的稿子吧？”，我一看到这样的信息就开始慌。这样的感觉就像学生时代每周要给老师还课，每次还了课就有种胜利大逃亡的兴奋，临近还课时间就开始动脑子，想精想怪地找各种理由想要逃避，动静家的编辑就像我的主课老师：必须还课，再晚都等你！我有时候也很撕裂，明明干着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下子脑筋急转弯要说音乐，会突然急刹车，转入另外一条通道，也常常是跩跟哒抖的，只是坐在闹钟上的编辑们看不到，每到周一，我就仿佛看见他们举起“刀”狰狞地对着我笑：你跑，你跑，我看你往哪里跑！
制片人李佳
制片人蒋飞宇
编辑王青
编辑曾璐、张枥丹、龙菊珍
其实，感谢动静，感谢动静专栏的作家们，感谢动静的编辑们，你们举起的一把把刀，就像一面面旗帜，追着我往前跑不敢懈怠，倒逼我更加敏感地观察周遭、学习历史、记录生活、憧憬未来，然后一路捡拾知识、一路聆听音乐、一路说东道西，你们的鞭策伴随着一种节奏和声音，像小军鼓的急促和小号的坚定，不骄傲、不冷漠，使坚持成为一种气质，使学习成为一种习惯，使写作成为一种宣泄，使聆听成为一种伴随，愉快，但不功利，仅仅是趁着还能看见还能行走，去找寻一个自己想要抵达的方向。
小号与军鼓（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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