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就读于贵阳一中。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熊琰老师，同学们私下传言熊老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有一天，熊琰老师有事叫我去她慈善巷住处，我趁机不揣冒昧地问熊老师，熊琰老师笑了笑，说不是她，是孙尧姑，孙先生。
熊琰老师
1917年，孙尧姑入读白铁肩先生创办的贵阳光懿女学师范讲习班。1921年秋，孙尧姑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消息传来，顿时轰动贵阳。省长公署下文通令全省，即发给护照，还赠送路费。陆晶清先生说：“女高师共有过三班国文科。第二班因为只有两名学生（河北的赵静嫒和贵州的孙尧姑），所以她们先是跟第一班听课，后来就与第三班合并听课”。
北京女高师旧址
孙尧姑在北京女高师就读期间，正好是鲁迅先生任教于北平女高师时。如《鲁迅日记》1925年9月6日记载：“上午孙尧姑来”。孙尧姑先生在《山花》（1957年第一期）发表的《回忆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一文中也回忆说：“一九二二年秋天，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北京女高师国文系二年级读书。当时，新任女高师校长许寿裳先生到校以后，听说要约请一些北大国文系的教授来教我们，给我们增加几门新课。北大国文系在当时北京国立八校中最为著名，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又听说还请得有‘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先生，大家更是高兴得跳起来。‘狂人日记’是发表在‘新青年’上，轰动一时的作品，被大家公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当时没有一个青年不看的。”“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魔鬼将要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
鲁迅先生
据艾俊川先生比对考证，周作人先生亦教过孙尧姑。艾俊川先生在北京报国寺的旧书摊上，淘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叫叔昭的诗稿，里面是她写的新诗，共有六十多首。有从另一个本子上剪裁粘贴过来的两行评语：“有几首颇佳，大抵自然而不平凡，美丽而不繁缛，便能成为好句。”很像当时在女高师任教的周作人先生的笔迹。1937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同学录》中，有一位孙垚姑，是国文系1925年的毕业生，别号“叔昭”。“垚”为“尧”的古体，故孙垚姑即孙尧姑。这本诗稿也就是孙先生的遗物。
艾俊川先生说：“学生时代的孙尧姑勤于写作，除了《叔昭诗稿》，出版于1924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六期，发表了她多种题材的多篇作品，如‘论说’中的《说党》，‘讨论’中的《婚姻问题的我见》，‘杂著’中的《本校十五周年纪念会颂并序》，‘诗词’中的《赏雪》，‘语体诗’中的《雨》等。涉猎广而思索深，恰能展现出这位早期女诗人在文心诗思之外的创作风貌”。我们的确可以从诗稿中的新诗领略孙先生的文采，如“秋意”：“秋意！秋意！许多悲哀愁苦，都由你将它们带来带去。”又如《沉寂的夜里》：“沉寂的夜里，清风送来几阵的花香，月光照在我的床前，这时—— 我和平的心弦上，奏出了细微的声音，不禁嫣然一笑”。
孙先生不仅新诗写得好，古诗词的底子也极为深厚。1939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抵安顺华严洞存放。1945年，故宫文物再迁至四川。庄严先生特意请曾一起工作的画家刘峨士根据回忆绘成一幅长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题名“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由马衡、徐炳昶、朱家济、邱倬、欧阳道达、傅振伦、励乃骥、向达、劳干、董作宾、张敬、罗家伦诸先生题写诗文。孙尧姑先生因与庄严先生的夫人申若侠为同学兼安顺黔江中学同事，于是庄严先生将孙尧姑先生所作的词稿，用行草代为抄录于后：“春秋往复。感避地南迁。岁月奔速。七载登临此境，翠峰如簇，天生奇绝华严洞，远秦人，暂时栖宿。作书观画，薰香摘艳，秘文珍读。 爱是处，山深静肃，听门外清溪，四季流绿，更乐齐眉梁孟，满庭兰玉，广文余暇醉茅酒，月明时，几杯惊俗；檀郎才女，吟诗唱和，此图难足”。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诗文，图片来自网络
孙先生还是一个极富正义感，“勇敢”而不“畏惧怯懦”的奇女子。1925年，北京女师大因校长杨荫榆开除因战事而误期返校的三名学生引发一场风潮，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当时，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刘和珍，总干事是许广平，孙尧姑担任学生自治会文书，起草、抄写了要求罢免校长杨荫榆的呈文，并作为代表之一赴部递交。5月9日杨荫榆又张贴布告，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就激起了女师大进步师生的共愤和抵制。5月11日，学生自治会也态度强硬，强封校长办公室。7月31日杨荫榆致函京师警察厅“恳请准予八月一日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8月22日，发生了国立女子大学筹备处主任刘百昭带人强拉学生出校的事件。《钱玄同日记》载：“今日阅晚报，知刘百昭竟率引警察、老妈子将女师大学生三十人拖出，拳打、脚踢，指掐，无恶不作，伤者甚多。一生本患病卧床（李桂生）亦被拖出挨打，竟日晕绝”。据许广平先生回忆：“同学们象货物一样被拖走，象罪犯一样被毒打”。《有关女师大风潮史料续补》载，第二天，即“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余，北京教育会现有女师大学生假该会址招待各团体代表在彼开会……主席人名孙尧姑，系女师大学女生，由伊登台报告昨日该校同学被教育当局驱逐始末情形，请求援助”。可见孙先生不仅积极参加护校活动，还是骨干和组织者之一。
后来，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骨干蒲振声、郑德音、赵世兰、李慧、彭涟清、彭三让、彭箴、彭援华、雷瑜、肖瑄、刘亚雄等十余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被派赴苏联留学。许广平并非中共党员，但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孙尧姑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在北京教书。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平市市立师范学校同学职教员录》载，该校国文教员孙尧姑，字叔昭，年三十八岁，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高华里七号。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先生返回贵阳，先后在安顺黔江中学和贵阳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师。1941年，在《贵州教育》3卷4期 发表文章《怎样提高中学生国文程度》（署名孙垚姑）。
《贵州教育》目录
新中国成立后，孙先生在贵阳一中任教。我进校时，孙先生已经退休，所以无缘得见。和熊琰老师一样，孙先生一直单身，由于抗战结束后曾经参加过省参议会，故历史包袱十分沉重，档案里多为她写的检查和交代。1957年又错划为右派。前几年才知道她于1970年代去世。
孙尧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