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怀念我的老师王起斌先生

王起斌

王起斌先生生于清末，经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如一日，均为教育事业献身。从先生的生平行状看，不但可见先生的高风亮节，也可窥见当年贵州教育状况的一斑。

先生名起斌，号从周，祖籍江西吉安。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九月二十六日生于贵阳。父锡纶，业商。当时科举未废，先生曾入私塾，读完了《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古文释义》《东莱博议》《唐诗三百首》等。1906年春，十三岁的起斌先生进入官立高等小学堂。该学堂是民国初年贵州省立模范两等小学校的前身。先生改入官立高等小学堂的原因是因其房东由京辞官归里，告以清廷正注重科学，劝其家速令改入学堂，以适应潮流。兼之当年私塾里不教数学，读了私塾几年后，再转学校学数学的现象很普遍。四年后，十七岁的起斌先生毕业，却遭卢氏母丧。

宣统二年（1910）春，他与长兄起元同时考入贵州省官立中学堂第一期肄业。这所学堂是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的前身，堂长是麻江周恭寿（铭久）先生，我父亲陈鑑湖亦适在此任学监。中学原分文、实两科，每班各五十余人，先生与其长兄均入实科。嗣后学制改变，文、实两科合并成“普通科”，因此班内人数激增达百人。经历年淘汰，或由于家贫辍学，至毕业时仅有四十二人。次年辛亥革命爆发，贵州光复。民国二年（1913）冬，起元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第一期第一名毕业，从周先生亦名列前茅。民国三年（1914），适值北京高等师范（北师大的前身）来黔招生，一些同学鼓励他报考，先生获得录取。当年，贵州省政府对考取北京高等院校的学生会资助旅费一百银元。因此，先生与其长兄赖得此款同往北京。按规定各地考生到京后，还要复试甄别。先生复试及格，遂入高师。长兄起元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这时高师设有英语、数理、理化、博物等系，及国文、体育等专修科。先生学的是理化系，乃得博览中外书籍，研究各家学说。政治方面，一直受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加上我国传统对一个老师的严格要求，使先生牢固地树立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思想。先生一生行事，处处为他人设想，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先生在北高师肄业时，伙食、衣服、书籍等开支，虽全部是官费，但大哥起元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却是自费。当年在北京读书的学生，每年约需银洋二百元。各省官费补助，亦以每年补助银元二百元为准。但先生弟兄二人全年所费，不过二百元，仅及他人之半，其清苦可想而知。时北京生活尚低，米与煤油每斤仅值洋五分，肉一斤仅角二分，客饭每餐一角。学校包饭，每日三餐，每月膳费只五元四角。

王氏全家福，第三排右二为王起斌（摄于贵阳1938年底）

1918年，起斌先生在北高师毕业，受交通部聘任到扶轮公学任教。这是铁道员工的子弟学校，条件待遇都很好。才一学期，迭接家报，谓家里人口众多，有同母弟妹四人，继母及所生弟妹四人。父亲无力支持，己隻身外出谋生。这时长兄在北洋大学肄业，特来相商，要先生辞职回黔，待大哥毕业之后，立即返家共同负责。先生即乘舟南下，从此，养老抚幼及弟妹们学成、婚配的责任均由先生一手承担下来。

先生是1919年春回黔的，前六年都是在贵阳各中学任教。他是近代化学在贵州省最早、最久的少数传播者之一。这时我正在贵州省立模范中学读书，因得亲承教诲。先生循循善诱，理论联系实际，我受先生启发，亦分外努力，每试必得满分。这不但是由于先生学识渊博，教授得法，更重要的是由于先生德行昭著，使我对先生更增景仰，不敢不自勉。

1924年夏，我在贵州省立模范中学十二期毕业（即易名为贵州省立第一中学的第一期），因家境困难，无力升学，乃到贵阳时敏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家庭教师。这样“勤工俭学”式的边教边学，居然也能收到教学相长的效果。然而，真正助我达到勤工俭学目的的是王从周老师。当时贵阳钱福荫（同宣）任安龙县长，以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为第一要务，极得袁祖铭之父袁廷泰的支持。初传袁祖铭允汇十万元至家乡兴学，乃托先生以重金在贵阳为安龙高小聘请图画、体操老师各一人，年薪大洋四百二十元；区立国民小学校长三人，年薪大洋三百元，外加每月伙食补助洋六元，来往夫马费九十元，每年按上课十个月计算，三个小学校长，每月实得工资大洋四十五元；两个高小专业教师，每月实得工资五十七元。这种待遇，在当时可算很高的了。於时贵阳正值彭汉章任省长，教育经费非常困难，而且发到各校的钱，全是不能兑换的“黔币”。所以，这个标准的小学教师待遇，较之贵阳一般中学教师的待遇还要高。这时，我刚度过十六岁生日，独蒙先生青睐，他主动登门征询我父同意，聘我为安龙南区区立国民小学校长。这颗严师爱徒善良的心，每一念及，令人心感。

1926年春，我前往西区袁家店两等小学任教。校本部和女生部校址就在袁祖铭家。楼上是学校，楼下即袁家眷属居住。旋先生亦受袁廷泰聘请，在安龙县城任教。同时在贵阳加聘男女教师多人，充实一些小学，待遇不等。记忆所及，在贵阳应聘去安龙任教的有：傅梦秋、陈稚和、周杏村、许少由、张星槎、黄先和、冯颐生、赖景锟、敖汝卿，以及贵阳周某、贞丰张某，加上女教师王端、王容、韩汝珍、蓝金枝等，共二十余人，颇极一时之盛。

先生还在安龙筹组中学，并任校长。初名私立盘江中学，是当年盘江八属开办最早的一所中学。邻近的兴义、兴仁、册亨、贞丰等县，以及广西西隆县，均有人到盘江中学就读。

安龙中学成立纪念标

一年过去，先生深感学校经费来源尚无确实保证，乃回贵阳面见省长周西成和教育厅长周铭久，陈说校况。经多次交涉，得准以当地烟税附加作为基金，另将原有地方斗息、屠宰捐税及公谷，拨归使用。学校经费有着以后，遂允改私立为公立，盘中得以续办下去。三年期满，教厅乃调先生任瓮安贵州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回忆当年，贵州外县，除遵义、天柱少数条件较好地区设有中学外，至于安龙县立中学的创办，则自先生始。官民得悉先生调离苦留不得，临行乃赠银杯永作纪念。

1927年，我在安龙勤工俭学二年后，乃拜别先生出外升学。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正誓师北伐，遂改变计划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又考取官费留学英国，一去八年，直到“七七”抗战方才回国。与先生暌别后十余年间，我仅和先生见面两次，每次都是抗日战况紧张之际。

第一次是1941年重庆大轰炸后，我家全毁，先生适与贵州八个中学师范的校长，在重庆受训。我探知后，特专程前往拜见。当时我家虽遭轰炸，人员幸无伤亡；而先生遭遇，则更属不幸。盖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时先生十五弟起明老师，当场被弹殒命；十四弟起华老师，亦被弹炸掉一腿。

我第二次会见先生，是在1944年贵州黔南事变军情紧急之际。我率部由贵阳赶赴平塘，军次止宿于先生之家。此日忽见昔时师长，不禁平添我无穷的抗敌力量，誓不负我师长和乡土父老的期望。

先生并不以喜好文艺著称，但1925年“五卅惨案”时，贵阳各校师生激于义愤，组织示威游行，高唱“听我们同唱中华啊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啊中华，都同声同调同歌同唱中华啊中华……”的《尽力中华》之歌。夜间还有募捐演出，支援爱国斗争。记得演出的剧名《可怜闺里月》，这是一出讥讽军阀内战的五幕话剧。至此，先生亦慷慨登台演出。先生饰主角陈团长，我兄廷纲饰陈母，一中学生彭克负饰陈妻。第一幕《别时容易见时难》，第二幕《忆君迢迢隔青天》，第三幕《古来争战几人回》，第四幕《犹是春闺梦里人》，第五幕《此恨绵绵无穷期》。一时轰动全城，成为贵阳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

王起斌夫妇

先生于1928年回贵阳，与韩汝珍（映松）结婚。韩老师是贵州名师韩祉章先生之妹。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曾代表贵州出席过全国教育会议，又是贵阳复旦女学创办人之一。1926年，我在安龙袁家店时，韩老师也在袁家店任教。先生在1971年12月，有《为映松辛亥寿辰作》诗数首，其二云：

五十年来忆辛勤，德能才艺更无伦；

古有贤媛今再见，愧乏涓埃报慰君。

这便是先生对韩老师最完整形象的歌颂和最真挚情感的概括。

1928年3月，先生任贵州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当时全省中学分省立和联立两种，先生负责的省立六中，就是当时的八个省立中学之一。校址设在瓮安，为瓮安、余庆、平越、黄平四县联中所改办。由于师资力量较强，首届初中毕业36人，录取高中及贵阳师范学校的就有34人。因此，平越、黄平、余庆、湄潭、石阡、思南各县，纷纷送学生到瓮安省立六中就读。先生任校长时，学校给水困难。他便倡议从村外四公里黄龙屯开沟引泉，以供师生员工之用。直到六十年代，学校才有自来水。吃水不忘开井人，瓮安中学老人，至今尚能乐道此事。

1932年，先生在贵阳出任贵州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这是贵州历史最久声誉最隆的一所中学。1986年，正值该校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上载有先生《省立一中高一期生毕业同学录序》。略谓：中学为大学阶梯，果能出省升学，前途正方兴未艾；然以一时艰于升学之故，能借此时机，径入社会，经历数年再谋深造余可断言，其所造诣，当较未尝亲历者所获为伙。先生进一步说：“余谓中学毕业后即永远不能升学亦不足为病，而可病者在于毕业之后，甘为恶势力所同化，不能自拔耳。……余为此惧，特举以相最勉”。我捧读到此，宛如六、七十年前先生耳提面命的情形就在眼前。

先生就任省立一中校长后，感觉社会已在转变，而省中各校仍如前死气沉沉，不能适应“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精神。因闻两广颇有革新，于是在1933年冬，约集教育界人士，组织“贵州赴两广实业教育考察团”，一行共20人。公推王梦淹老师为团长，先生为副团长赴两广考察，俾多所借鉴。归后曾为贵州教师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清发积欠教职员工资作斗争。先生亦因此而遭忌。

1938年抗日战争中，省垣各校为免空袭，纷纷向外县迁徙。贵师搬卫上，先生遂率家去卫上。1940年，先生任贵州女子师范学校长。1943年，先生任贵州大学讲师兼先修班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继续在贵阳四中和女中担任化学教学，直到70余岁的高龄，方才因病中止教学生活。先生一生都在教学第一线，桃李满天下。1976年4月1日，先生在贵阳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昔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滥竽教职数十年，得到从学同志们的鼓舞、安慰不少，而愧悚尤多，饮水思源，受赐于先生以及许多良师益友者更多。谨抒所感，永矢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