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地钱局铸钱所用铅锌主要来自贵州毕节、威宁、赫章、水城等地。贵州的最高铅锌产量一千万斤以上，约占全国的70%~80%。北京两大钱局——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需铅锌，全部由贵州供给，主要产于赫章妈姑，称为“京铅”。每年要把贵州生产的铅锌运往北京，即所称的“黔铅京运”。
土法炼铅
京运自雍正十三年(1735)开办，朝廷每年划拨白银近30万两采购黔铅三百多万斤，“令贵州巡抚遴委贤员，照各厂定价，每百斤给价银一两三钱，依数采买，分解宝泉、宝源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其商办之铅，停其采买。”乾隆十四年(1749)，贵州巡抚爱必达奏报：贵州“每年运供京局及川黔两省鼓铸，并运汉销售，共铅九百万斤。现各厂岁出铅一千四百余万斤”。乾隆二十七年（1762）形成定额，并确定了黔铅京运的运解制度：“贵州省额解白铅四百二十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斤，上下两运，每运派府佐州县二员，分作四起运解”。每运选定府州县内一员为正运官，佐杂一员为协运官。咸丰三年（1835）因战乱一度中断。光绪十八年(1892)， 还以解运铜铅出力，予贵州同知袁庆元、云南同知冒沅奖叙。一直到光绪末年，京局停止铸钱，京铅才停运。其运输路线：陆路运至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以永宁铅局为枢纽，由运官领兑, 沿永宁河抵达泸州，转运至重庆，换船经三峡下湖北汉口，再换船出江西、安徽、江苏，沿运河北上，经山东、直隶以达京师，与滇铜京运线路基本一致。
黔铅运输路线
你千万不要以为押运京铅是一趟美差，坐着船吃吃喝喝，沿途欣赏风景。当时贵州官员无不将京运视为畏途。一是耗时长且有时间限制，由永宁运至重庆，限九十日，在重庆驻扎九十日，再开行运抵通州，定限八个月零十日，由部发给执照。贵州限期一百日回抵。无故违限，照赴任迟延例议处。经费又紧绌，考核苛严，加上沿途大都为水路，免不了风浪险滩，有性命之虞。嘉道年间，贝青乔搭载运铅船出川，在《运铅船》诗中写道：“京师铸钱须用铅，铅船万里来穷边。三百八滩放出峡，七十二闸挽上天”，第三句指三峡险滩连连，礁石密布，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如贝青乔所云：“一船误放灑，粉碎逐波练。一船衔尾来，柁折人回漩。落后又一船，覆若奔而殿。三船呼吸间，楼橹不存片”。后一句说运河北段水浅，须关闸蓄水，抬高水位，才能让运铅船前行。有诗形容“移舟如憾阵，借水似捐金”。
三峡行船
二是当时的运输船只都是木船，除了险滩，还要看气候情况，以及船员的本事。途中难免不出事故，一旦沉船，视出事的地段，在有的险滩沉没，可以不赔；其他地段出事，“如有沈失”，协运之员，或运员亲属家人，会同当地官员，“勒限一年打捞。限满无获，及捞不足数，运员赔补”。而且限一年赔完，准其开复（恢复原有官衔），“逾年赔完，免罪，不准开复”。搞不好连身家性命都可能赔上。署锦屏县知县刘允正运铅时，在江苏甘泉沉船，幸而全数打捞，躲过一劫。乾隆年吴寿彭沉船三艘，不仅革职，还要如数赔偿。《歧路灯》作者李海观，字绿园，在印江县知县任上“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为补运铅亏空，使他仅当了短短的一年知县即离任。道光二十四年（1844），独山州知州俞汝本，委运黔铅至京，在广济县牛关矶，“第九号船又被风沉溺，水深三十馀丈，无从打捞”，幸好是可以免赔的地段。而到了运河上清江天妃闸时，第一号船失事，“全功付急流”，“人事实难料，臣心自此休。举头问苍昊，哀痛不胜愁”。俞汝本说：“俞子此行是不得意事，而于不得意中更有不得意者”，他此行超出规定时限六个月，按照规定，应该革职查办，何况途中还损失了两船运铅。哪知他的运气极好，“所喜百无迕，君恩厚且淳”，引见之后没有受处分，反而调任黔西知州。押运楚铅的童云逵的运气就不好，从汉口出去不到三里，就沉了一艘船，还溺毙一名水手。雇“水摸”打捞铅斤，还要造船，起码要千两银子，耽误个把月时间。据郑志良先生考证，嘉庆八年(1803)，大埔（今广东梅州大浦）饶重庆把自己押运黔铅的经历写成剧本《皇华记》，在开场词中写道：“岭海裳华，黔中作吏，京铅派运庚申。遇好贪船户，起意鲸吞。陡被归州失火，买补后，双舫沉沦。前功弃，勾留袁浦，守冻桃源。 伤魂，衣裘典尽，赖王姚调护，勉渡淮濆。恨台庄驵诈，触热狂奔。漕河闸四遭亏损，霏雨雪，复阻天津。交局后，东西告贷，始出都门”。一趟铅运，不仅分文不入，还要到处借贷弥补亏空，才出得了京城。
长江顺流而下的船只
正是因为运铅风险太大，谁都不愿去，所以只能大家轮流去担任运员，贵州“自知府以下同知及县令皆任斯役”。有的因得罪了上司，于是被派去运铅，以示惩罚。云南的“滇铜京运”是采取抽签的办法。一旦确定谁去之后，“非实有事故，不准改委”。不想去，辞官总可以吧，也不准，皇帝老倌有旨：“劣员等或拼弃一官，图免重累，转得脱然事外。著户部将此项劣员，另行定议，于革职之外，拟以发往新疆效力，”要发配充军新疆的。道光十四年（1834）普定县知县陈熙晋带运京铅，“妻孥涕泪愁恋徼，兄弟飘零属雁群。惆怅关河千万里，尘埃风雨要平分”，俨然生离死别。
在俞汝本京运前一运，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的好友古州（今榕江）候补同知赵亨钤檄解京铅入京，亲友纷纷前来慰问，佣仆和勇丁为他愁叹。赵亨钤却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这是我求菩萨才得来的差事。我平时就喜欢游览，因为家贫，囊中羞涩，再加上戴了一顶官帽，不能随便走动，心里一直不舒服。这一次，怀里揣了上万两银子，又可以自由自在游荡年把时间，好比过屠门而大嚼，虽然嚼的不是肉，也足以自豪了。”有人说，你忘记前年仁怀厅官因为铅差而丢官，某通判在江中淹死的遭遇了吗？赵亨钤回答说：“天下事，有认为很安稳而大祸潜伏的，也有看来是极危险的事，反而幸免的。这是看天命啊，不是人力能主宰的。”而且立即安排收拾行李上路，他说免得上司知道他乐于此事，又改变主意不要他去了。
赵亨钤在四川永宁买铅，在泸州造大船八只，中船十四只，兵牌船一只，快船二只，小划船二十二只，共装铅一百一十万零九千斤。船户、水手、随员、兵弁、佣仆，浩浩荡荡千余人。到汉口又并为十一只船，直到天津。一路上经历了丧妾之痛，船户刁难，税吏勒索，官场拖沓，守风、守水、守冻；进入运河，漕船挤塞，铅船又得让行漕船，穷年累月局促在咫尺篷舱里。到清江浦时，负责第四运的俞汝本都赶上来了，还给他带来实补古州同知的好消息。涉江河滩峡，也曾遇到座船触礁破裂，幸而铅斤未沉，行李等亦未落水，总算有惊无险。他在宜昌遇见陈熙晋，此时陈熙晋已升任宜昌知府，他说赵亨钤“铜铅船走川江，未有不沉坏一二者，君独平安无恙。”
运河挤塞
有人说他在种种险难面前，“而神气闲定，沛然于笔墨之间者”，还能赋诗作文，“盖深有得于阳明治心之要者”。赵亨钤对阳明之学研究颇深，曾撰文辩驳陆陇其等人对王阳明的攻击诋毁。用赵亨钤自己的话说：“极嘈杂时，心气愈和平，从容料量，若网在网，亦阳明心学之一端也”，“凡处极困厄之境，须寻出一乐趣”。在实际运作中，赵亨钤处处留心，“事事自为经手，不惜疲劳，亦长途消遣之一计也”；处事灵活应变，比如船户要夹带私货，赵亨钤是默许的，他说这样一来，船户“出没于惊涛骇浪中，毫无怨言。保守铅斤，平安无事，所谓小人乐得其欲也。借彼营私之力，助我公事无虞。”所以赵亨钤此次京运，虽然长达十七个月，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最后还得到皇帝的接见和下旨：“准其归入卓异班，俟到班，先尽升用”。不过赵亨钤没有等到升官这一天，回到贵州不久，因积劳卒于任上。
黔铅京运和滇铜京运是清代两项大规模资源运输工程。有人认为形成了一整套政、运、商、路的文化体系。黔铅京运途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九省，行程万余里，不仅牵涉数以万计的官吏、背夫、船夫、官兵、佣仆，而且涉及到沿途的造船业、商业及饮食业，以致水摸（打捞）业，可以说对清代贵州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贵州巡抚李用清为铜铅运京沿途各府护送事给兵部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