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贵州版权登记的重要分水岭。
此前，贵州每年版权登记量仅400件左右。从那时至今，五年多的时间，已累计登记作品超130万件，而这一数据的急剧攀升，与2018年贵州中云版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云版权）开始运营全国首个线上“双证”版权登记平台密切相关。
那么，为何有如此变化？版权登记对于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还面临哪些难题？动静记者采访了创作者、从业者和行业专家。
版权登记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被侵权了！”2018年，贵州水城农民画协会主席徐源偶然发现自己及其团队创作的农民画，在素材网店以9块9一张的价格被售卖。
徐源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专注于创作，对版权登记这件事不太上心，一方面是自身的版权保护意识不强，更主要的是被繁复的登记过程“劝退”。
徐源及其创作团队
徐源提到，传统的线下登记，一幅作品的纸质登记资料就有二三十页，还需要填写各类申请表、扫描复印、签字盖章，整个过程十分繁琐。如果遇到修改或补交材料等情况，还要两地跑，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一件作品从申请到审核再到出证，通常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徐源从事农民画产业化探索的14年间，进行版权登记的作品仅有百余件。
而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的上线运营，提高了版权登记的效率。加之吃过“被侵权”的亏，徐源和团队开启了重视版权登记之路，当年就登记了1700多幅农民画作品。面对侵权，徐源团队在中云版权公司的帮助下，找到了维权路径，节省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最后，徐源团队被侵权的作品以单幅3500元的价格顺利获得赔偿。这也是我省民间文艺版权作品首个成功维权的案例。
“以前创作团队都是以卖画为主，卖一张少一张。”徐源说，农民画变现并不可观，“但是现在，我们通过线上登记平台，每年不仅能节省20万元左右的版权登记成本，还通过版权交易多增加50万元左右的收入。”
徐源认为，无论是农民画也好，还是其他艺术类型也好，“艺术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创作者要能从中获得相应的价值回报”，通过版权代理服务提供便捷的版权确权和维权、交易渠道，让艺术创作者节省精力的同时也能掌握更多的作品话语权，获得更高的收益，对创作者来说是最好的激励。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梦嫣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贾梦嫣表示，版权登记的意义在于，将登记者对于作品的权利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为其提供证明权属的初步证据。版权登记的内容可以作为拥有权利的证明，在发生版权交易时，能更便捷地处理权利的转让和买卖。
版权代理服务：从版权保护到和解交易
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的创建，是体制机制与技术的创新。
2018年8月，贵州省版权局与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共同组建“政企合作”创新型项目——贵州省版权登记中心，并研发上线“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平台在全国首创《作品自愿登记证书》+《区块链存证证书》的“双证”登记模式，率先实现了行政许可与技术认证的双重版权保护路径，获得著作权人和市场的认可。
在2019年，贵州省委宣传部、省版权局启动“多彩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版权服务工程”，免费为民族民间版权作品登记。著作权人通过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就可以免费进行版权登记。
中云版权董事长黄宁告诉记者，如今平台已历经多次升级迭代，这种“政企合作”的模式、版权登记的改革，让创作者登记版权时的感受很直观：一是更加高效、便捷、好用的操作系统。“一键式”线上登记流程，节约了创作者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二是更快的服务响应速度。“我们的在线客服，针对用户的各类问题均及时进行解答，包括登记前的咨询、作品预审与补正辅导等，帮助作品能更快获得证书”。三是更具性价比的代办服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注册认证用户数达16万个，API接入平台60余家，服务覆盖超百万创作人群。据国家版权局近年来发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年度版权登记量位居全国前列。
事实上，版权登记平台的作用不仅仅是“登记”。
黄宁告诉记者，有很多侵权方其实并非处于恶意，只是没有途径找到创作者。黄宁说，通俗地讲，中云版权的线上登记平台在帮助创作者登记“确权”的同时，也促成了更多的维权和授权合作。“中云版权在版权保护+和解交易方面将持续发力。”
黄宁认为，版权代理服务机构在接到用户的维权需求时，首先应当考虑尽量达成和解，“侵权通常是在侵权方对著作权人的作品有一定认可度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和解交易的目的就不再是单一地打击侵权，而是可以成全买卖双方的共同需求，保护了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让需求方得到合法、便捷取用作品的渠道。
贾梦嫣也提到，版权代理服务机构接受创作者的委托，在挖掘优秀作者、优秀作品，推动版权贸易，协助权利人维权等方面发挥作用。版权服务平台在创作者与市场之间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实现版权“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
有发展也有挑战
“这几年，通过政府、协会、企业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贵州积极开展的各类版权服务工程，让更多的民间手工艺人的版权意识得到提高，通过版权交易转化，他们也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收入的增加。”黄宁告诉记者。
黄宁认为，贵州是极具版权产业发展潜力的省份，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版权资源可以挖掘，而版权登记量也是创新创意产业发展程度的代表，提高版权意识能助推贵州的文化产业发展。
当然，面临的挑战也应被看到。
据中云版权数据统计，自2020年开始实施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版权保护服务工程以来，中云版权虽然累计登记贵州省民间文艺作品5万余件，但贵州省内仍存在较大挖掘空间。“创作的不断涌现，但因版权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优秀创作未能及时获得保护，进而造成维权不利、授权无门。”黄宁说，这种境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创作者在精神上未获得尊重，在经济上得不到对等的回报，持续创作的积极性受挫。因此，提高民众的版权意识仍然任重道远。
贾梦嫣告诉记者，权利人进行版权登记的积极性，不仅与其版权意识的强弱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一个地方版权产业、版权市场发展程度有强相关性。所以要看到贵州的版权产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省份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此外，版权代理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也是当下版权代理服务机构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黄宁说，“在互联网时代，技术的更新迭代会越来越快，任何新的模式和技术也都可以被模仿，所以需要不断地创新，始终跑在行业的前头。”
贾梦嫣表示，从总体来看，我国版权代理服务市场的发展面临法律规范缺失、机构发展不均、与版权市场“脱节”等现实困境。“例如，《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关于版权代理的内容，版权代理市场运行的法律依据只能从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东拼西凑’，我国版权贸易起步较晚，代理范围小、代理内容单一，营利性版权代理商的市场激励不足等问题。总而言之，我国的版权代理市场还处于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
贾梦嫣建议，有必要就版权代理进行专门立法，明确版权代理市场的边界。比如，对版权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设立、运行规则、考核方式等作出规定，推动形成政府、行业协会、版权代理机构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制定必要的版权代理交易规则和版权价值评估规则，使版权代理工作和版权代理平台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