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东北解放，延安抽了一万人去支援东北。陈希文已在延安住了七年，虽是新婚燕尔，但革命人四海为家，他渴望上前线，或是上东北。可是，哪儿都没让他去。
延安南门 摄于1938年 吴印咸
因为胡宗南部的威胁，1946年底，延安的机关大部分都撤退了。这一天，兵工局长吴扶生找陈希文谈话：
“现在，机关已经没有什么工作了，组织上派你到紫芳沟化学厂去工作，好吗？”
“我？我对军工生产是外行呀。”
“革命队伍里，又有多少人是内行呢？紫芳沟厂，你是熟悉的，对么？”
“我从前是常常下那个厂。”
“不过，你熟悉的那批工程师，像沈鸿、钱志道他们，都已经支援别的解放区去了。现在，我从大后方又动员了一名工程师来，他叫林中，是广西大学毕业的。你带了他一道去，你是广东人，他是广西人，你们语言相通。你可以好好照顾他。你就任军工局一厂厂长，主管紫芳沟化学厂。”
就像参加革命以来历次调动工作一样，没有介绍信，没有更多的话，更无繁文缛节。陈希文说，回顾自己的一生，想干的事似乎一件也没机会去干：干过的事呢，都是自己原先所不曾料想的。在革命战争环境里，要讲铁的纪律，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个人服从组织。所以，“身不由已”，可以说是普遍规律了。
陈希文校长（1903-1994）
那时候，陆仁真早已随中央机关撤了。陈希文卷起铺盖，第二天一早就与林中一道前往办在安塞县的紫芳沟厂。
到得厂里，正值午饭时分。当时负责该厂工作的协理员认识陈希文，以为他是像从前一样，下厂来搞调查，便安排他们一道吃午饭。在饭桌上，他对协理员及化学股、组装股股长说道：“兵工局派我和林工程师一道来你们厂工作，让我当厂长。”协理员这才恍然大悟。他又道：“我这个厂长，是外行，得全力依靠你们，向大家学习。”
一番自我介绍，他就在这所当属军机要地的兵工厂走马上任了。厂里生产手榴弹、炮弹、地雷等。厂里是厂长负责制，由他负全责。他主要抓政治思想，做协调、组织工作。
当“级别”后来成为一些人的人生目标时，在延安这么多年的陈希文，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级别”。直到1947年6月晋西北开军工会议，那是“师级”干部会，通知陈希文去参加，他才从旁得如，自己的级别是“副师级”。
在延安各机关撤退时，就把一些干部子弟和年龄太小，不能上前线的新兵，都安排进了兵工厂。紫芳沟厂搬到山西后，职工最多的时候，达六百多。
一打仗，兵工厂就进入“大忙”，有干不完的活儿。因为一个战士要配备10颗手榴弹。王震的部队用紫芳沟的手榴弹最多。最初，厂里受过王震的批评，说手榴弹柄短了，不够安全，也影响杀伤力。要求将柄加长一寸，要加长柄，就得增加大批木料，于是，厂里加班加点地拆庙，拆戏台，增辟原料来源。
图片来源：《沙飞纪念集》
手榴弹不断改进，每天都要做试验。对出厂产品，后勤部的同志也要来进行抽查。在一块用布围成30米见方的空地上，置放了手榴弹，这边一拉线，手榴弹就引爆了。质量差的手榴弹，弹片飞得低，大片大片的，只能打十几米；好的，则能打30米，把围布炸得弹痕累累。
接着就数弹痕，当然是越多越好。试验完毕，将围布上的弹痕用纸糊起来下次再用。一块布最多能用一个多月。
手榴弹改进以后，紫芳沟厂多次受到王震的表扬。兵工厂的最佳原料，是敌人送来的。抗战时期，有日机投下没有爆炸的“臭弹”；解放战争时期，有美制飞机投下的“臭弹”。将它们拆开，掏出炸药，着实多快好省！
紫芳沟厂建在一个小山沟里，主要生产又都在窑洞里进行，敌机前来轰炸，一般发现不了。敌机一走，厂里就派出人员，寻找哪儿有“臭弹”，部队和老百姓，也会主动将落弹情况来向工厂报告。
图片来源：《沙飞纪念集》
解放战争中，来轰炸延安的美机，多为重型轰炸机。它投下的没爆的炸弹，比一个人还高，重量达五百磅，直愣愣地插进土里，露出一个黑黑的尾巴。
工人们先用一重重沙包，在离炸弹五十米的地方隔开一道安全屏障，然后用毛驴子拉水，去把炸弹边上的土层浇湿，再挖开一道小沟，灌水泡炸弹。待土层泡透了，才往下挖。挖到一定的深度，用粗麻绳系牢炸弹的尾翼，套上几头牛，用鞭子猛抽，那牛使劲奔，就把炸弹拉了起来。
接下来拆引信，就是最关键、最危险的活儿了，都由工程师干。沈鸿工程师是拆炸弹能手。紫芳沟厂拆炸弹，从来没出过意外。引信拆下后，还要煮炸弹。只有庙宇和酿酒厂才有那么大的锅。找来大铁锅后，架在露天里，燃起大火煮炸弹，真像过年打牙祭一样。直到让TNT融化流了出来，又成了再造炮弹的上等原料。
到了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重点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工业局及所属各工厂奉命列为战时编制。陈希文任13大队参谋长。
大部队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经常转移。而兵工厂辎重多，散不开，成了部队的负担。厂里只有一个排的警卫人员，担负警戒、放哨任务。
常常是半夜里得到情报，有敌情！厂里立即紧急集合出发。而实在走不了的病号，则安排在老百姓家里住下，给老百姓几块“花边”银元。
但情报常常不够准确，有时是敌人过境，而不是来袭击兵工厂的；有时是假情报，大家走了一段，又饥又渴，见没有动静，便停下来，大骂国民党，并连带又骂领导听信了假情报。陈希文自然也在挨骂者之列，他只装作不曾听见，又组织大家回厂。
在转移过程中，作为厂领导，他最重要的责任，是不能减员，因为减员就意味着死伤、生病、逃跑，决不是好事。他经常的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也都在此。
1947年6月，正式接到上级命令，要陈希文带领全厂职工东渡黄河，将兵工厂转移到山西临县林家坪去。几百人的队伍，从安塞到林家坪要走好几天。
图片来源：《沙飞纪念集》
厂里组织了一百多头由毛驴和骡子组成的运输队伍，运炸药。牲口的主人是老百姓，此前厂里人和他们素不相识。一声“支前”令下，他们迅即赶着牲口就来了。
陕北的老百姓，不愧是老区培养出来的最好的人民。他们出牲口“支前”，都是尽义务，连吃的粮食也是自己带。每人缝个裤形的米袋子，挂在身上，到打尖的时候，自己抖出小米来煮食。工厂不付分文报酬。有的跟工厂走一两天，有的走三、四天，到新地方有人接班了，他们才赶着牲口回去。
每到一处宿营地，厂里都要派人去“号房子”。这时老百姓都撤离了，空窑洞要多少有多少；但因为主人不在，工厂人员更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擅自进入民窑。所以，只要有庙的地方，大家就住进庙里，铺上草就成。没庙的地方，尽量少占窑洞，常常是三四十个人挤在一个窑洞里。
炸药是危险品，由牲口驮着，一怕敌机轰炸扫射：二怕老百姓抽烟引爆炸药。两件事都是难题。你再宣传，老百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并不相信抽根烟袋就会引爆了炸药。烟瘾上来，照抽不误。劝阻老百姓抽烟袋，并不比防空容易。
陈希文配备了一个警卫员，一匹马。他把马让给病号骑走了，警卫员也派去照料病号。他自己则要过了警卫员的马枪，还带了几颗手榴弹，一路上收容着，安排病弱同志的行军。
他到达杨家湾时，先去找转移到当地的县政府联系一下。回到驻地，大队伍却开走了。县政府也正要撤退，但与他的目的地不同。他没法与他们同行，县里的同志便指了条路，让他顺着沟走。
陈希文知道工厂要往瓦窑堡走，便只身去追队伍。天色已近黄昏，路上没有行人，当晚投宿于一个姓李的村长家，陈希文心里焦急，一夜没能合眼。
第二天天刚透亮，李村长就指引陈希文抄小路奔瓦窑堡。分别的时候，陈希文赠了他几枚手榴弹，这是当时最珍贵的礼物。然后，陈希文独自一个人在山沟里疾行。大部队都已转移，老百姓也撤了；而敌人还没有追上来。
这里是无边无涯的黄土地，只有一只鹰在苍天里盘旋。到延安十年来，他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孤独的滋味，在他来到延安之前，曾经饱尝。而在延安，已经久违这种滋味了。不过，这一次当然与从前那没法排解的孤独感不同。他虽然紧张、焦急，但心底里还是踏实的，因为大队伍就在前面。他们说不定也在等自己，找自己，在为自己掉队而焦急！于是，他小跑一般地急起直追。当他走到河边，正要蹚水过河，对岸四个专程倒回来找他的同志就发现了他，欢呼着，像久别重逢一样，蹚水过来把他接了过去。
后来，他做了自我批评。
知道我们没有防空力量，敌机飞得很低，有时就在山头上掠过。
这支队伍沿途曾经多次遭到敌机扫射。最危险的是人在山上行走时遇上敌机。因为黄土高原的所谓“山”，其实是坦荡荡的，也没有树，人是完全暴露的。敌机一来，人就只得向两边的沟里分散。牲口呢，能拴住的，马上拴住；没法拴的，就只有听天由命了。而骡子和毛驴，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就狂奔乱跳，主人也制服不了它。加上主人自己还要隐蔽，只得任它去。
这时候，身为指挥员的陈希文和一些干部，须得等大家都隐蔽好了，才能最后撤离。而敌机一看见骡马，便知道附近有人，就反复扫射。
图片来源：《沙飞纪念集》
好几次，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了，陈希文还没有来得及隐蔽自己。而多次遭遇之后，他发现，敌机真正在头顶上时，反倒没有危险了，因为它很快就掠过去了。而最危险的是敌机距人身后一公里左右的那一瞬间，因为那正是在飞机扫射的射程之内。
后来，有了经验，大家都不害怕了，连年青的小工人也“胆大包天”起来。敌机来了，他们就躲在一边看，待敌机声音慢慢小了，便跳出来大骂一阵，大笑一阵。兵工厂的队伍虽被敌机扫射过多次，但损失不大，骡马杀伤稍多一点，工人伤亡很少。几天后，兵工厂队伍顺利到达山西临县。
陈希文在陕北大地上走过的十余年的革命旅程，是令人自豪的，也是极不容易的。
有一次在兵工厂附近。他被空中的敌机发现了，敌机对他追击扫射，他立即匍伏下来。子弹擦身而过，与他只差半步，子弹打到他身边的石头上，溅起一朵朵石花。
这一组（六篇）拙文，只记录了敬爱的陈希文校长在延安十余年的人生片段。我永远景仰老校长的高尚人格、光辉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