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往往都在各省设立名称与职责不同的学官。北宋时期的学官称为“提举学事司”，元朝设置“儒学提举司”，明朝设包括“提学佥事”和“提学副使”在内的提学官，作为地方最高教育行政长官。清朝的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又称学政、学台、学宪，始设于康熙年间。清代学政每省一员，任期三年，地位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相当。不过，学政在名义上虽属京官，带有“钦差”性质，含金量却不高，除了教育、科考之外，不能干预地方上的其他事务。学政的最大优势在于：凡乡试中举者，学政拥有“座师”名分，一旦举子高中进士、位极人臣，“座师”多少也跟着沾点光。

有清一代，出任贵州的提督学政的有好几十人。其中，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最深、最受后人称道的，当数乾隆时的洪亮吉、道光时的程恩泽与光绪时的严修三人，但前两人对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推动、对晚清社会的影响程度都远远不如严修。

严修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清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生于直隶天津。其父严克宽曾为国子监生，候选员外郎，后改经营盐业。严克宽喜好理学，喜将儒家理论化于日常生活。严修受父影响甚大，十六岁即随父承办赈务，到乡间巡视贫苦户生活，故其17岁时足迹已踏遍天津西、北两郊。严修23岁中举，翌年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来贵州前先后获补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三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严修获授贵州学政，九月离开京城，于同年十一月抵达贵阳就职。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五日任满离筑，为时整三年零一月。关于严修其人及其在贵州任职三年期间的贡献，既往研究与宣传的文章很多。从严修这个人的一生来看，其后来之所以全力投入近代教育的发展，成为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与其出任贵州学政的经历不无关系。正由于此，对于严修如何提督贵州学政这个问题，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严修在京城受命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出都，取道河南、湖北，由湖南常德、武陵入黔。十一月下旬抵贵阳就职。临行前，他刻意对黔省状况做了深入了解。当得知贵州因地处边远，风气较为闭塞后，尽管长期养成了克勤克俭、轻车简从的习惯，从京城到贵州的途中，仍带了整整14大箱书籍。在接过提督贵州学政大印的当天，严修即上折奏报接印经过，表示要“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这段话正是他任职贵州3年中一直恪守的宗旨。

严修就职贵州学政这一年，正是国内局势发生了激烈变化之际，甲午战争的失败将洋务运动的成果化为乌有，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再次证明了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和国家经济技术的落后。《马关条约》的屈辱，直接导致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高涨，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方兴未艾的民主革命运动。而这一时期的贵州正处于咸同风暴之后，加上清政府对青岩、开州（今开阳）、遵义等教案的处置，人民群众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与外国侵略者的横行不法极度不满。省境内虽已有求变思潮的涌动，却因地处偏僻，交通不畅，维新思想的传播较周边省区相对迟滞。

经过一番考察，严修发现贵州的情况与事前的预估一样。在他与贵阳的书院师生交谈时，发现竟无一人读过《林文忠公奏稿》《左文襄公奏议》之类的书籍。直到前往遵义视学，才看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上海出版的首期《时务报》，这使严修深感改变贵州信息闭塞，鲜与外界交往状况之紧迫。忆及途经湖南武陵时，太守谭芝云曾向自己提及：“黔省宜设书局，运各省局本如天津例，由海道入江，道常德，常德至镇远一水可达，到镇远再易驮杠，每驮可载两箱，但使当道肯为，固无患其难也。”结合实际感受，严修决定将创办官书局作为提督贵州学政的第一件事。

根据严修本人《蟫香馆日记》所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二十日即“与仲滋太守（知府）议设局购书，仿津局例”一事，这时距他到任才20余天。次日，严修拟出书局章程草底，两天后拟出购书局书目、价目等，并用白纸缮清，总计各类书籍34种，共9千余册。次年正月十四日，严修“写信致首府，为运售官书事”。仅仅70余天，集购运、刊刻、销售于一体，与位于今贵阳慈善巷内原资善堂书肆合并后成立的贵州官书局（后人曾称为慈善堂或贵阳书局），即正式鸣锣揭牌。官书局的开办与运营，不仅疏通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传播的渠道，更是贵州出版印刷事业的发端，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蟫香馆日记》载，严修到任的第二个月——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已在贵阳商刻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周书昌所著《先正读书诀》一事，决定“照原版放大两行，款式仍旧”，并根据字数确定“凡二万九千余字，刻工二十二金，写工五金”。刊刻过程中，严修不仅参与校勘，并亲自撰写书序。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该书印刷完成，“送抚、藩、邵（实孚）前辈、黄（镜虚）、廉访（按察使）、文观察（道台）仲滋、严绍光、李章式、邵、黄、严、文五处，并配《书目》各十本”。仅8个月时间即从编排、校勘、付印到成书，这种速度，即便比照当今通行的出版周期，时间也不能算长。

继《先正读书诀》之后，同年十月初五，官书局即开始刻印王阳明的《尊经阁记》，九月开始筹划刻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目答问》系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耗时两年，从2200多种常见重要典籍中精心筛选编辑而成，对解决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严修选定刻印此书，对当时的贵州学子有明确的针对性。同年五月，严修在讨论筹办刻书会的同时，又有刻印《书算》一书的考虑，并在刻印过程中亲自改定算学会章程。据《蟫香馆日记》所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二十三日，学古书院山长雷（廷珍）带来“新刻《提要总序》样本”，该书应为今在贵州仍有存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由以上观之，在严修的主持下，贵州官书局成立后仅一年零一个月，便刻印出版了5部图书，这种节奏也从侧面反映出严修其人雷厉风行的作风。

其他一些资料及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贵州官书局刻印的书籍还不止上述几种。其如（清）佚名著《四书正蒙三辩》、张之洞的《轩语》、田雯的《黔书》、张澍的《续黔书》、英人所著《幼学操身》，都有贵州官书局刊刻的资料佐证。当然，除了刻书，经营贩售他省刻印的书籍，也是贵州官书局的业务之一，而这项业务虽以赢利为目的，客观上却解决了贵州交通梗阻，信息闭塞，广大民众渴望新知识，了解文化新动向的需求。

改造旧式学堂，创办新式学校，是严修提督贵州学政另一项重要政绩，也是其对贵州最大的贡献。

清代的贵州书院办得较多，其中以贵阳的贵山、正本、正习书院最为驰名。正习书院创办于嘉庆五年（1800年）位于贵阳城南，故又被称为南书院，光绪年间改名为学古书院。严修权衡之后，决定将精力放在学古书院的改造上。他除将自己带来的十四箱书作为书院用书外，又捐出俸银再增购一批书籍。同时令各州、县保送优秀生员到书院住斋学习，首批从荐员中选拔出40名。

严修对学古书院的改造，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坚决贯彻崇实学、育真才的办学宗旨，这是能否办好一座学堂的根本所在。在严修看来，学员要有实学，除了多读书、苦读书，没有其他捷径，故他严格“以看书之多寡，作为士子勤惰考察之标准，学官奖惩之参证”。并每月终审阅读书日记、省身札记，对成绩优异者，给以书资与膏火的奖励。以此彰示：只有崇实学，树立良好的学风，学堂才能培养出有用之才。

其次，对学堂设置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严修以自身入仕以来的所见与感受，深知熟读经典固不可缺，但若墨守旧法，不借用他山之石，学习西方新知识，国家积贫积弱之现状极难改变。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结合贵州实际，在学古书院开设西学课程，宣布就读生员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自己则每天前往学习处督课，遇生员不懂算题时，亲自为其解答。在科举考试尚在进行的年代，这种对书院教学内容及教材的改变，本身就是对旧式教育的一种突破。这对那些一门心思想着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只埋头熟读经史而去应试的生员，无异于当头棒喝，促使他们去学习西学，开阔眼界，以备将来能成为变法强国的有用之材。学员们所经历的这种改弦更张，几乎等同一种脱胎换骨。

第三，严修直接以自己的思想之变转换成学校之变，率先在贵州创办以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为主的经世学堂。学古书院的改革是一个渐变过程。严修就任之初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置，仅是改革书院的一场开台锣鼓。甲午之战后，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此时，身在贵州的严修，深切感到改革旧式教育已刻不容缓。正如他在《复柯逊庵太守》中所言：“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为加速新思潮的传播，他特意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大量购买西学书籍，让学生广为阅读。并再对学堂教学作出进一步改造，亲自拟出32字学堂箴规：“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世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学堂按此要求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之后，逐渐发生了质的蜕变，原来的旧式书院影子渐次消失，新式学堂的形象定格下来。

尽管目前可见的文献中，尚无严修直接给经世学堂正式命名的记载。但在严修担任学政期间，通过他不断对旧式书院的改造，3年时间，一座以经世之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已然率先在贵州诞生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贵州经世学堂的问世，时间上比黄遵宪等人在湖南长沙所办的时务学堂还早了半年有余。由此也可理解，后人其所以始终认定，贵州经世学堂为严修所创办，综观整个经世学堂的创办过程，这种看法应该符合历史实际。至于何时授名与挂牌，那已经只是一种仪式类程序。

严修提督贵州学政的3年，除了一改贵州学风，通过官书局的创办、学古书院的改革、时务报的传递给贵州带来了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外，更是其本人教育改革思想从奠基、实践、进而走向成熟的可贵经历。正是有了这段难得的经历，导致了严修思想上的突破性变化，以致他后来北返任学部侍郎后，推出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举措。其后辞职返乡，他又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以他为首创办的南开大学，坚持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以至严修本人被视为“南开之父”，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凡此种种，与严修提督贵州学政的生涯，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这方面，恰恰是当代研究严修这个历史人物时不宜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