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未人《余的贵州札记》︱严肃的新书分享，怎么欢乐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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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新书分享会上，不时就笑得呲牙咧嘴，丧失表情管理能力，这对我是首次。雨水节气的当晚，我一张张收照片，看到自己作为余未人《余的贵州札记》新书分享会主持人，在台上那些毫不端庄，应该在听岳云鹏的相声时才有的张狂笑容，想起分享会开始之前余未人老师和我的对话——

余老师说：“小舒主持‘小书’，这个念起来有趣。”我瞬间枯萎：“我以为让我主持，是因为我勤劳善良、落落大方......”等过了一会儿，余老师问我：“你穿得少不少，小心感冒。”我回答：“要是感冒，你得算我工伤。”说完这句，我有种扳回一局的巴适。

现在回想贯穿活动始终的那种“没大没小”、坦诚轻松和嘻嘻哈哈的氛围，从开场前余老师和我的对话里就已经埋下种子。还有那个画家兼作家，老顽童一样的廖国松，明明身体不舒服，却偏偏提前到现场，拨开一圈围着余老师签名的脑袋，说他就是来刷个脸，让余老师看到就走的——艺术家数学真的差，也不算算“刷脸”的成本。要是生病了，他可不能算工伤，那是主持人待遇；又有那个贵州大学教授、非遗专家王良范，明明给他安排了发言嘉宾的坐席，他偏不服从安排，我看他就是想坐在美女媒体人旁边，拉都拉不走，怎么动员都没用......

活动在也闲书局举行。进入倒计时的时候，花溪苗绣市级非遗传承人刘丽一身苗族服饰，准备上场唱一段苗族米花古歌里的爱情古歌。我和余老师的女儿燕达嘱咐：“唱歌只是暖场，你唱完就下来，接下来会有专门介绍你和歌词大意的环节。”她果断又坚决地点点头，就上场了。歌声落下，我正准备上场，她已经在说：“大家好，我刚才唱的这首歌，是讲一对男女私奔......”等我说着“谢谢刘丽”，准备上场时，顾久老师（居然是顾久老师！）提议：再多说几句！全场又掌声附和......“私奔”的热度把我彻底打败了，等我终于得以上台开始主持时，只能弱弱地对着刘丽的背影追问：说好的流程呢，不是早该我上场了吗......

留给主持人做开场白的时间虽然短，还是要好好表现一下的。就在我深情款款地表达对余老师的仰慕之情时，突然余老师的座位前面一片混乱——贵州考古研究所的美女所长周必素给余老师悄悄献花，也闲书局主理人秋蚂蚱怕余老师费力，想帮忙移开，然而他失手了。包装和鲜花散了架，秋蚂蚱满地捡。我的表白进行不下去了，只好哭笑不得地转向这位狼狈的书店主人：“秋蚂蚱！你这是要砸自己的场子吗？”

在活动还在预告时，余未人老师写了一篇《缘何要签售》的文章，里面说她从没有在书店买过一本签售的畅销书，更没想过会因为自己出的一本书，站在签售台上。可要她站台的日子，说来就来了。这次余老师能在秋蚂蚱的盛情邀请下“破例”，原因和之前在也闲书局做过签售的戴明贤、廖国松、周之江等作家一样——实体书店生存难，要支持。

为了这个分享会，我们几个年轻的提前几天和余老师开了碰头会。大家出了各种点子，从灯光、音效，到朗诵和乐队，一副要把事情搞大的架势。余老师在一边听着，脸都红了，只管苦笑。回家以后，余老师给我微信，把我们想出来的几乎所有花里胡哨的环节都取消了。我这个愚钝的主持人这才有了数——她就只是想做个不要那么把她当中心，也不要太刻意的活动，她更想它是一次因为一本书引发的新朋老友的聚会。我得感谢余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这种云淡风轻的态度，大概也不会让我这种又不专业，还时常把流程搞乱、节奏搅浑的人来当主持。

不管开场有多少状况，活动总算要进入正题了。

从年轻时纯粹的文学创作，到后来走向田野，进行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实践，余老师的人生是不断往宽阔处也是幽深处走的，于是也越发笃定大气。现在流行的“跨界”，她好像早早就做到了，还实现得毫不费力，自然而然。一直到现在，她还能身手矫健地行走在乡野，笔下的文字也更加自在豁达，充满智慧。新书《余的贵州札记》，即是余未人关于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史、事的心灵记录。

《余的贵州札记》分享会上的发言嘉宾太多，于是分成了三个发言小分队：老先生分队、非遗工作者分队和资深媒体人分队。本以为两个小时的座谈会显得冗长，让人疲惫，但干货太满，笑点太多，以至于我这个本来任务是“控制嘉宾发言时长”的主持人，等分享结束后有点茫然地问——这就要结束吗，没玩够。

尽管余老师本人很不愿意成为焦点，并认为“大家老是说这本小书说我，有点憨......”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活动的大女主，被发言嘉宾们各种描述，串起来几乎就是一次关于“余未人是谁”的探讨。

戴明贤老师说余老师从文学转向田野，是“转产”，又联系了省内几位文化人的成功转型，告诉大家在任何年纪都不要困在某个职业某种身份里，很励志；顾久老师说余老师对民间文化的抢救工作，他觉得就像女娲补天；王良范老师说余老师做田野调查和非遗研究，让他想起法国画家米勒的油画《拾穗者》，弯腰从土地里捡拾起剩余的麦穗，同时他又觉得余老师像一棵大树，扎根土地，一直向上生长......余老师到底是谁？我转身朝她定睛看了看，嗯，她就是她，虽然在赞美声里她显得有点难为情。

和这些文绉绉的表述相比，退休老警察邱镛怡一开口就生如洪钟，很接地气。他和余老师一群老年人在过去那些年时常结伴旅行，“一会儿这个搞丢了帽子，一会儿那个弄丢的假牙，反正就是颠颠东东，疯得起，所以我们就叫‘东疯团’......”老邱作为“东疯团长”，更作为“犯罪对策学研究者”，对自己的“失职”很生气：“我这个做犯罪研究的，居然只知道玩，根本不晓得老余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就写了一本书......”最后他说：“我不是文化人，不会说什么，今天就只能给老余献上一个惊人之举！”我正在想他会出什么“幺蛾子”，就看见他站起身来，开始高唱不知哪里学来的布依族民歌。他身材魁梧，坐着的我被他挡在身后，感觉那些浑厚的声音像瀑布一样朝我劈头盖脸地落下。

而最好的是，大家的发言更多时候在“跑题”——和余老师期待的一样，大家谈各自的阅读和写作体验，谈贵州和贵阳的非遗，刘丽还带来了自家的苗族服饰，给观众现场讲解上面刺绣纹样的寓意。许明老师说阅读没有鄙视链，看不懂就认账，“《百年孤独》我承认我没看懂”，那就从看得懂的看起；人民文学奖获得者、知名作家、资深媒体人黄惊涛则说，他就喜欢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之类带点先锋性的文学作品，而贵州太丰富了，他感觉贵州够自己写5本大书......

我只是在坐在他们中间听着，完全腾不出一点时间来想现在几点了，要不要控制发言节奏，更没想到做记录。但写下这些的此时，他们说的这些句子和很多的细节就来到笔端。他们真实畅快的言说把我“反控制”了，我自己就是最忘我的听众，更是此刻停不下手的作者。我确信，卸下面具、不按套路、平实说话、轻松交流，就是这么温暖、快乐，并且可以相互感染的一件事。

决定搞这个发布会后，余老师最惦记的大概是两点：能不能帮书店多卖点书，以及，让大家知道《簪汪传》。书卖了个底朝天，而她吭哧吭哧地主编了9年的苗族史诗《簪汪传》，则通过现场抽奖的方式，赠送给了近40位幸运读者。这本书是清镇四印苗支系传唱的、英雄先祖簪汪征战迁徙的史诗， 2021年7月上了国家级非遗名录，是贵阳市15年来的第三个上榜项目。对这部《簪汪传》，知之者寥寥，更无书籍可阅，余老师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余老师，我抱歉地通知您，这么做有点跑题了。但是，我其实又很喜欢活动中这些各自“带货”、即兴“跑题”的片段。比如戴明贤老师习惯每天下午吃点甜品，于是特定的时间，秋蚂蚱端了盒点心来给他，戴老拿了递给顾久，顾久又给身边的人，让“传下去，传下去”，局面极端“有组织无纪律”，但我在台上看着，得不到吃也很甜；又比如省非遗中心的龙佑铭主任当场跟贵阳市非遗中心的主任张彬嘱咐《簪汪传》的相关工作，纯属偶然却绝对高效；还比如专栏作家周之江说和余老师《余的贵州札记》同一系列的他爹周胜的新书《旮旮角角贵州史》，在书店也可以买到——赤裸裸的“带货”，但书的确好看，我也喜欢，那就随他；还有邀请余老师做“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的资深媒体人王丹，我怀疑她就是来招兵买马，物色专栏作者新人选的......

作为“贵阳最好的文化聚集地之一”（挪用顾久老师的评价），也闲书局为本土数位作家做过签售会，也邀请省外文化人做过多场文化交流。但这一次，因为专业团队的友情介入，场地被更好地打理了，图片和视频的拍摄也有了专业水准。书局主理人秋蚂蚱等活动一结束，就拉着伴侣冬梅，让摄影师给他俩补拍了一张结婚照（秋蚂蚱这种特立独行难伺候的人，要他进影楼被人摆弄，他可能觉得不如孤独终老）。于是，这一对跟书店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在他们这个被贵州很多文化人眷顾和呵护的书店，站成一排，有了一张“结婚照”。秋蚂蚱说：“冬梅笑得灿烂，我就有点对不住了，像落实政策从边塞回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