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战事的需要，将马匹视为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对马政极为重视，宣德皇上曾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明代早期即建立了一套官民联合养马的国策：为国家培养战马的百姓能够免除一定的赋税、徭役。
明初为征讨云南，贵州马因“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逾岭，逐电欻云，鄙螳螂而笑蝘蜒也”，成了朝廷的首选。产于养龙坑的一匹贡马被誉为“龙駒”，赐马名为“飞越峰”，旨令大学土宋濓撰写《龙马赞》。因此，每年贵州土司首领都要进贡贵州马。同时在贵州设立马政所，负责向朝廷输送贵州军马。隆庆年，贵州提学副使李学一在《马政所碑记》中说：“我朝文武并用，安不忘危，马政之修，在京有太仆寺，在外有苑马寺，有行太仆寺，而各卫则指挥员专掌之，以为武备虑也。”“贵州为西南重地，而远在万里，夷酋犷悍，觇我强弱为顺逆，此其势，安能一日忘兵，又安能一日忘马!”
贵州又为川、湘、桂、滇等省驿道所经，驿道线长，运输繁忙，而且贵州的驿道不能通车，驿运、邮传皆用马匹，每年所需驿马，均由沿途司、府、州、县备办。据贵州巡抚王缉《移云南协议书》，不算川黔、桂黔驿道，仅湖广到云南驿道的贵州驿站，在万历七年一年中，“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百匹，”“至于上六卫、西四卫各驿站不下数千”。
马匹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代官养马”还能免除一定的赋税、徭役，民间开始还是愿意承担饲养官马的。朱元璋时期，实施民间养马是要经过一定标准衡量，才交给民间合适的人豢养。朱元璋曾说：“不以马而疲民，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
到成化年间，为解决财政问题，培养战马的牧场大量改为耕地，只好大规模推行民间“代官养马”政策，但是对于免粮数额以及减免劳役等优惠，都没有确切的批文指令。执行标准又非常苛刻，如规定，官府交给百姓一匹母马，第二年百姓必须交一匹小马。母马不死，百姓就得年年交幼崽，交不出，就赔钱；负责寄养官马的必须每年上交一匹成年且合适的战马，万一交不出就得要全额的赔偿。对于百姓来说，养好了马，不仅照料过程中花费巨大，将养的马匹送去官府验收时，还要受到贪官污吏的刁难克扣。没养好，就得面对巨额赔款，往往导致一个家庭就此家破人亡。而且执行标准还常常流于形式，并逐渐成为地主豪强、贪官污吏欺压盘剥良民的工具。于是老百姓开始拒绝养马，派养官马变得十分困难。
而卫所的屯军比民户还要惨，不仅要 “代官养马”，还要担任驿夫。驿传役是明代民差中的大役，也是“最为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的重役。清初康熙年，贵州巡抚佟凤彩就直指“天下之苦累，莫过于驿站。”“黔省为滇南咽喉之地，在石山峻岭，上则登天，下则履壁。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亦必蹄痂脊烂，甚至力不能胜，中途倒毙者有之。”本来驿马是由当地官府负责的，官府便向民户收取马价，老百姓无法承担，只好逃亡。土司地方又不敢去收取，官府便打起了边军的主意，将马价也编派到卫所的军士身上。明嘉靖年，巡按王杏在《军民利弊疏略》中就说：“卫所军士职在操守，非以应付迎送，乃令朋买马匹走递，与事体非宜。”
也是在嘉靖时期，贬谪贵州任新添驿丞的巡按御史陈邦敷，对边军豢养官马的种种遭遇看得十分清楚，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同情和怨怒，用七言古诗形式详尽地叙述了屯军的惨状。
陈邦敷，字自寛，乾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 进士，嘉靖五年（1526）授监察御史，九年（1530）因打抱不平而贬谪新添驿丞。乾隆《贵州通志》载：“中峰书院 在平越府旧卫治旁。明嘉靖十三年谪驿丞陈邦敷修建，今废。”还说：陈邦敷“悯驿递之劳，作《养马谣》，其词悲苦”。郭子章在《黔记·宦贤列传五》中记载了陈邦敷所写的《养马谣》，并在诗后写道：“嗟夫，滇黔过客读此谣，不酸鼻而流涕者非夫也。”话说得很重。
其《养马谣》：“白牌使者行来疾，照点徵名催赴驿。贫家难措买马钱，夫妇悲号心战慄。三五狼牙雄赳赳，气蒸烈焰如牛吼。割鸡款酒不暂停，铁索攣拘逐先走。嗟嗟我死聊自足，难免妻儿受凌辱。坐连邻里谴责归，领保佥期承应役。前度养马遭荡败，典尽家筵仍负债。鞭背成疽尚未平，今复担当无可奈。边军设为防边计，额外军徭无定制。杂派走递牌儿夫，转输征调门厨隶。养马古是民家差，忍使贫军堕此灾。土官土舍万顷田，不向公家纳一钱。馆夫下寨收马钱，土官土舍索人事，稍有不遂即支吾。号令传呼寨门闭，各捏虚词巧饰伪，公然不出当官对。白日黯黯生浮云，贫军独何罪，含冤控诉谁作主，官畏土官如畏虎。一勾不到即停牌，碌碌频年自修补。为生不幸在边垠，军代民差如转轮。九重万里杳难诉，谁念边军彻骨贫。”
白牌是明清时期一种宣示官府文书的工具。白牌写上大字后，由使者持牌往来传示，催督公事、提拘人犯、驿递传令与解送公饷等，所以征收马价的白牌使者来势汹汹，而且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衙役持械帮腔，杀鸡沽酒招待了还不行，还要铁索拘人。“贫家难措买马钱，夫妇悲号心战慄。”丈夫被抓走就可能丢命，剩下妻儿要受尽欺凌，而且还要连累左邻右舍负联保应役的责任。上次养马损失已经倾家荡产，背上的鞭创也还没有痊愈，今天又要“杂派走递”，“养马古是民家差，忍使贫军堕此灾”。土司地方万顷良田，却不纳粮交税，你们派人去征收马价，他们还要索取买路钱，话语稍不对头，就下令把寨门一关，编些理由搪塞你们。我们当边军的究竟有何罪，“含冤控诉谁作主”！你们不敢去惹土司土官，就来欺负我们。怪只怪自己不幸生在军户，皇帝老倌隔得又远，求告无门，有谁来体谅一下边军的彻骨贫呢！
明代中后期，向老百姓转嫁负担的马政管理制度，成了贪官污吏敛财的温床，丧失了民心，马政衰败成了必然，甚至有人认为最终导致明朝走向末路。
陈邦敷还写有一首《疮痍歌》，也是和陆粲一样，描述担夫的苦状：“云贵之间道且险，下临无地上摩天。苍阴碍日鸟飞绝，草气蒸蒸生瘴烟。仆夫担肩行且阻，密箐深林伏豺虎。管押鞭驱势莫停，足裂肩穿汗如雨。我闻曹彬江南役，图籍衣衾无别物。贵贱共形多异心，年来官长穷奢欲。纷纷官杠如林集。象牙苏木苍山石，一杠劳军费百金，载尔遥遥独何益。前杠未起后杠捉，家破丁逃夫不足。前年雇夫鬻儿女，今年应无儿女鬻。担夫渐少官渐多，力孤奈尔官杠何。莫将无益害有益，试歌一阙疮痍歌。”
在“下临无地上摩天”“密箐深林伏豺虎”的云贵驿道上，“纷纷官杠如林集”，担夫“足裂肩穿汗如雨”，抬的都是官员从云南搜刮来的象牙、苏木和大理石之类，劳累担夫千里遥遥抬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陈邦敷用宋朝曹彬出使吴越国，不接受馈赠的典故，衬托出“官长穷奢欲”的丑态。担夫实在承受不了如此繁重的徭役，到了卖儿鬻女的地步，最后只好逃亡，形成“担夫渐少官渐多”的局面，你官家又能奈何谁呢！
《陕西通志》称陈邦敷“气节英伟，宪度肃清，以直言左迁，名重于时。”从《养马谣》《疮痍歌》可以想见其下笔时满腔义愤秉笔直书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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