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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同行致电，希望复制黔西南州博物馆的一级文物“巴郡守丞”印，原因是“巴郡”地区通过考古发掘，至今都没有发现汉代带“巴郡地标”官衔的印章。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一枚“巴郡”的印章怎么会出土在贵州黔西南？

“巴郡守丞”印出土于贵州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汉墓——兴仁交乐14号墓。该墓系夫妻合葬墓。印章出土在男室，系一枚子母印，即是由大小两方或三方套合而成的印章，故又称“套印”，始于东汉，流行于魏晋。

“巴郡守丞”印（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母印系鎏金铜质，分为印台和印钮两个部分，通高3.1厘米。印台为方形，长宽均2.1厘米，高1.1厘米。四周台壁分别线刻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印面白文（阴刻）篆书“巴郡守丞”四字，右左循读，堂正大气，结字方正，笔画匀齐浑厚，是一枚汉印范式进入成熟期的典型印章。根据“丞”字最下一笔，“横”的两角未上翘，可以判断为东汉时期，西汉时期一般两角上翘。

印台中空为缺失的子印位置

印钮为麒麟，高2厘米，昂首右旋张口状，麟身饰圈纹，四足分跨印背四角。印台中空，于上方（麒麟身下）和前方（玄武图案处）开口，用于放置子印。出土时子印缺失，因此四神之玄武图案不完整。套印的母印钮多为母兽，子印钮多为子兽，也有母印钮为兽身，子印钮为兽首的，也有子母印钮完全无关的，如四川省邛崃樊哙村“皇坟”9号墓出土的银质套印（疑定敷侯刘越私印），母印为麒麟钮，子印根据照片观察，为瓦钮（残）。因此“巴郡守丞”子印为何钮不得而知，但整个印章为确保玄武图案的完整性，猜测材质应该也为铜质鎏金。

四川省邛崃樊哙村“皇坟”9号墓出土的银质麒麟钮套印（来源：中新网 钟欣/摄）

据陕西文保研究院马娟等撰写的《贵州东汉巴郡守丞鎏金铜印的扫描电镜分析》一文，因印章本体矿化锈蚀严重，造成部分鎏金脱离。所谓鎏金，就是镀金，简单的说，就是古人用水银与金粉按照一定的比例搅拌均匀，反复涂抹在铜印上，加热之后，水银挥发，金粉便固定在铜的表面。经过检测，这枚印章麒麟钮部分的金粉含量比印台高，说明制造者在节约金粉的前提下，希望更好的彰显麒麟形象。因四神的线刻较浅，又是在鎏金之后才画刻并填充朱砂，因此鎏金脱离之后，四神图案保存也不太完整。

“巴郡守丞”印台青龙图案（残）

关于“巴郡”，据南朝著名史学家裴骃（裴松之子）考据，秦王统一全国后设三十六郡，其中就有巴郡，大致位于今重庆地区，其北为汉中郡，其西为蜀郡，其东为黔中郡，其南则是含云贵地区的西南夷。秦灭以后，“巴郡”郡名被汉代统治者沿用，辖地有所扩大。东汉时期，巴郡辖江州（江北区)、宕渠（渠县）、朐忍（云阳县）、阆中、鱼复（奉节县）、临江（开州区）、枳县（涪陵区）、涪陵、垫江、安汉（南充）、平都（丰都）、充国（西充县）等地，其地域最南曾辐射至江阳县（今属泸州市）一带，离贵州兴仁尚有四百公里。

关于“守丞”，据唐代杜佑《通典》记载，秦灭诸侯，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西汉景帝时期，郡守更名太守。这样看来，“守丞”即辅佐太守的文职官员。按照今天的官职来对应，巴郡太守大致相当于重庆市委书记，守丞相当于市长，郡尉相当于军区司令员。古今虽然无法完全比对，但根据俸禄也能见其端倪。尽管都为郡的主要官员，但俸禄差别很大。根据《汉书》记载，太守年薪两千石，守丞和郡尉六百石。按照汉代官印使用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银印青绶（银质印章系青色绶带），六百石以上官员铜印黑绶（铜质印章系黑色绶带）。交乐14号墓出土的这枚“巴郡守丞”印，尽管表面鎏金，但系铜质，说明墓主人未敢僭越礼制。

“巴郡守丞”印印面

官印好比公章，离职必须交回，因此“巴郡守丞”印尽管镌刻的是官衔，但仍旧属于一枚私人印章，加之套印、四神、麒麟钮等私印特征，可以断定此印为墓主人专门用于下葬之明器。遗憾因子印缺失，墓主人姓名无从得知。西汉晚期夜郎国被灭之后，贵州大致属于牂牁郡范围。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牂牁郡毋敛县（今黔南）尹珍、平夷县（今毕节）傅宝、夜郎县（今安顺）尹贡三位“南中名士”均先后外出做官，尹珍、傅宝曾出任巴郡太守，尹贡曾任长安令、彭城相。这说明汉王朝开发西南夷以来，贵州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有所进步，文人大儒出仕汉廷并非个例。因此猜测墓主人应为贵州本地儒生，曾经出仕巴郡做官，卸职回乡后，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制作该枚印章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