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上周刚刚写了一期番薯，周末便有朋友送来一箱紫云红薯，个头不大，黄皮红心，先煮熟，再进烤箱，细腻甜蜜，的确称得上品。

番薯品种极多，鄙乡贵州，至迟在明末清初前后便引进种植，培育或者说是演化出颇有特色的品类，紫云红薯即为其一，我自己比较熟悉的，还有都匀的板栗番薯。十几年前，有位同事的夫人老家在都匀，他偶尔回去探亲，总会带一些来分赠邻居，我有幸得尝，确实很有些板栗的口感，但印象中稍微偏干，不算是我中意的滋味。

贵州人多将番薯呼为“饭薯”，倒是一语道破本质。番薯易于栽种，高产且抗灾，历史上活人无数，在不少地区即使不是主食，每每也成为主食的补充，比我稍长一点的一代人中，童年少年时期吃过苞谷饭的颇夥，吃过饭薯饭的，也不会少。

饭薯与米饭同煮，可干可稀，幼时暑热，我妈偶然也会熬一锅饭薯粥，烙些饼或者蒸花卷馒头，再有一二凉菜，亦为消暑的隽品。此外，番薯叶又称甘薯叶、地瓜叶，农村拿来喂猪，但择其鲜嫩者，亦可炒食或煮食，过去不值钱，这些年来反倒变成特色食物。

番薯还有一个非常妙的吃法，即贵州人吃粉蒸肉，以之垫底，经过高温蒸煮，油脂和味道完全渗入其中，番薯甚至比肉还要好吃。

我读贵州本土地方志，看到的饭薯材料不少。文抄公当到底，如郝大成修、王师泰等纂的《开泰县志》，为乾隆十七年刻本，“冬部”艺文之“杂记”部分就说，“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云云。民国二十五年稿本《郎岱县访稿》之“风土志”说：“番薯，红山药。”以山药名之，冠以红字，是中国人命名外来物品时常见的方式。

而最近读完的民国时所修《黄平县志》卷二十“物产”条也记载：“番薯，即甘藷，一名山藷，音若殊，亦若韶。或呼为山蓣，其种本出于交趾，吴川人林怀兰得种归。……县有怀兰祠，题曰‘番薯林公庙’。……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且利于陆地，不占水田，可广种以佐饔飧。”清清楚楚地道明了红薯种植的好处何在。此外，还能读出的一点意思是，贵州人也将红薯叫做“红苕”，大概是西南官话地区共有的喊法，久之甚至“苕”字还出现了引申义，拿来形容人带傻气、脑子不灵光。

须知，在《诗·小雅》里就出现过此字，见于《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古人有注，说“陵苕，一名尾，生下湿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今紫草花，可染皁，煮以沐发即黑”。原为花名，后世借来指称番薯，于是优雅尽去，意思变得粗笨起来，虽说是文字或者说名物迁变的常态，却也不免让其本义淹没。

番薯在不少地方还叫做“地瓜”，我在清人黄逢昶的《台湾竹枝词》中发现一例，诗云：

昨夜闻声卖地瓜，隔墙疑是故侯家。

平明去问瓜何在，笑指红薯绕屋华。

作者自注曰：“台人呼红薯为地瓜。地瓜最多，大者十馀斤重。家家和米煮粥以佐饔飧。内地人不合水土，食地瓜最宜。”名实的误植，在诗人的句子里有颇为诙谐的记载，责人脑子有点“苕”，跟四川方言里骂人是“瓜娃子”，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有机会得问问巴蜀的朋友，他们这里的“瓜”，是不是也是“地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