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随后太平军转战桂、湘、鄂，就在太平军攻占武昌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报捐知县的唐炯决定携家眷回贵阳。
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南京城，随即展开北伐，京师震荡。此时，黄辅辰在京候任山西，其子黄彭年任翰林院编修。黄辅辰在其《戴经堂日记》中记载了北京当时市面情况：“近又议商捐、铺税、钞币诸政……商贾恐由此受累，以歇业者，日或数家，或数十家，大小行店，一月之间，已数百家矣。”“同官纷纷出都”，黄辅辰也携家人辗转回到贵阳。
那知第二年即咸丰四年(1854)，贵州汉、苗、回等各族农民揭竿而起，烽火遍地。回到贵阳的唐炯散家财招募乡勇，黄彭年亦与其父黄辅辰帮办团练。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郑珍到荔波任训导。起事苗民进攻荔波，知县蒋嘉谷病，郑珍率兵拒战，总算保全了荔波城。唐炯之父唐树义在湖北金口兵败，投江自杀。唐炯赶赴湖北将父亲的遗骸运回贵阳，安葬在贵阳城东。九月，郑珍辞去荔波训导之职，前来贵阳祭拜表叔唐树义，栖于唐炯待归草堂。
郑珍
比郑珍稍早，八月，莫友芝欲回独山省亲，因苗民攻陷平州司，只好半路返回到贵阳。唐炯听说莫友芝到贵阳，便邀住其待归草堂。此时，莫友芝六弟莫庭芝亦在贵阳教私塾。
莫友芝
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几位在贵州近代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阴差阳错，居然都聚集在贵阳了。
这年冬天，唐炯、黄彭年、郑珍、莫友芝、莫庭芝及郑珍子郑知同苦中作乐，时常相聚，诗酒唱和。郑珍在《集郘亭、芷升、鄂生、黄子寿彭年编修及同儿食，欣然有作》诗中写道：“才难圣所慨，会合尤难谙；喜此席上人，几尽坤西南。”才觉得难的是如孔子感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难的是聚集旧知；令人欣喜这些在席上的人，真是应了《易经》“坤卦”：“利西南得朋”。郑珍还在诗中逐一评价众人，他说莫友芝“书丛借小住，文献思独担”；黄彭年“摊书忘轩冕，穿穴如蠹蟫”；唐炯“唐四今端孝，尝险备苦甘”；莫芷升“不见止三时，莫六更出蓝”；而郑珍则自嘲：“各抱千秋想，对之我何堪；身心两衰落，理筹牛角钻；经年中风走，自缚真如蚕”。战乱危局中，郑珍逸想“安得武陵溪，桃花红映潭；放我及数君，东西对茅庵；农闲辄欵户，佳日还舁篮”，而现实又使他显得有些无奈“道泰会有时，聊云乐瓢甔”。
清代文人雅集图
他们还互相邀约历览贵阳名胜，赋诗记游，因时局动乱，未能畅怀，不时触景生情，所以郑珍《偕郘亭游东山》诗中写道“时危思古人，一杯何由遣”；在《偕郘亭、子寿游芙峰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四首》诗中写道“焚香礼阳明，中感复枨触”。莫友芝在《茞升弟生日，同人约为黔灵之游，雨阻，遂会饮贵山阳明祠下》诗中写道“诸君且辍经生业，细乞阳明六韬法”。不过，也有暂为忘忧的时刻，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八日，郑珍与唐炯、黄彭年等游芙峰山后，画了《游芙风山图》存于黄彭年处，上题七言长诗一首，有“春风吹衣上高楼，开筵即在楼上头；虽无二十五老者，座客尽是珊瑚钩”之句，座上虽然没有如孔子说的二十五位智慧长者，哪个不是文采斐然的经世之才。“俯视城郭销我忧，烟花十里烂不收”“卧看西山日将尽，碧云鸟去心悠悠”。
幸而还有赏心悦目的事，那就是品画赏帖。唐炯出示家藏书画若干，请他们品题，如《朱熹书武夷山诗横卷》《米元晖洛晴岁晚山水横卷》《苏东坡书马卷》《明唐子畏捕鱼图横卷》等。《米元晖洛晴岁晚山水横卷》郑珍题诗云：“虎儿笔力信有神，传家逼夺阿爹真”；《苏东坡书马卷》郑珍题诗云：“大峨仙人书家伯，天马行空不可勒”。黄辅辰将收藏的《沈石田怪松卷》及《题松树障子歌》大行书请郑珍和莫友芝题诗，郑珍题诗云：“黄山绝顶尧时松，死在文沈两秃翁；石田一扫根拔地，六十年始回生意”；莫友芝题诗云：“沧波澒洞乏羽翼，安得此松掷作双白虹，提尔陆剸水断烟尘空”。黄彭年也把自己所校《尔雅》《集韵》请郑珍、莫友芝题跋和诗。还有贵阳藏家请他们鉴别真伪，如刘卓枝所藏《元赵孟頫书天冠山诗横卷》，经莫友芝审定为真迹。
晚年唐炯
短暂的雅集，很快就要各奔东西了。冬末，莫友芝返回遵义。翌年，郑珍也回到遵义望山堂。莫庭芝仍留贵阳，郑知同坐馆唐炯家。之后，唐炯因功分发四川，黄彭年侍父赴山西冀宁道。虽互有书信往来，毕竟如杜甫诗所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