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说党史丨说说会址认定始末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势声张。因此，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用了整整4年时间。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行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员对市内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地方进行调查，并着手征集与红军长征有关的文物资料。

调查中，据当年参加过红军活动的一些群众回忆，认为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内开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红军在遵义期间，总政治部驻地成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场所。刚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赤色工会、红军之友社、政治保卫游击队、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的领导成员，不断到这里来请示汇报或研究问题，不分白天黑夜，进进出出，气氛既热烈又紧张，所以在遵义群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初步确定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的会址，并挂出“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与此同时，筹委会积极与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联系，以求获得更加详尽可靠的信息。

1954年1月，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致函中共遵义市委称：“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为师长）的公馆内召开的。”柏辉章其人其房，遵义群众无人不知。有关部门当即把柏公馆各部分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成图，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请他们进一步鉴定。同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至此，遵义会议会址终于确定了下来。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后，根据调查材料，复原陈列了遵义会议会议室、作战室，开始内部开放，供有关领导进一步审查。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遵义。一走进纪念馆大门，杨尚昆便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会议室，邓小平看到室内依旧是当年摆设，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经两位当事人的现场回忆，更进一步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和会议室、作战室的认定准确无误。邓小平、杨尚昆又到天主堂察看，证实那里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而不是开遵义会议的地方。

后来，遵义会议参加者及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回忆并提供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帮助遵义会议纪念馆逐步完善各个房间的陈列。

早在1957年，杨尚昆就说过：“红军到遵义时，三军团司令部住懒板凳（现南白镇），一个大地主的房子。到城去参加遵义会议时，我和彭德怀同志住在那个房子（指会址主楼）的堂屋里。”1963年杨尚昆再次回忆道：“1935年，……我是从懒板凳赶去开会的，住在会址的堂屋里。”1985年2月22日，杨尚昆春节期间去云南慰问边防部队后，在返京途中，再次来到遵义。当他走进堂屋时，纪念馆工作人员指着两张用门板搭的铺问道：“杨老，当年您住哪张床铺？”杨尚昆高兴地指着面前左边的床位说：“我就住这里。”并坐在床上让记者摄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