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研究文物也罢，考据历史也好，经常会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他是谁”。笔者年余前，因撰写一件姚华先生的刻铜镇纸，幸运认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杜鹏飞先生，故时常能够拜读杜先生的文章。在杜鹏飞先生《姚茫父早期写铜作品拾遗》一文中，录有一方山水铜墨盒，款识：“乙卯中秋，为文屏作，茫父。张寿臣刻。”张寿臣即张寿丞，刻铜界的顶级高手。显然，这是1915年中秋佳节，姚华亲笔书画，并请大名鼎鼎的京城琉璃厂同古堂（专事图章墨盒刻字）张寿丞刻制的一方铜墨盒，系姚华为“文屏”量身打造。这位称为“文屏”的人，即我们经常碰到的这个棘手问题，“他是谁”。即便现在的检索功能很强大，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姚华为“文屏”先生量身打造的山水铜盒拓本 图片来源：杜鹏飞《姚茫父早期写铜作品拾遗》

无独有偶，数年前笔者在一本关于贵州的刊物上，偶然得见一副姚华先生的篆书对联，联曰：“清德成家，为时冠冕；文章名世，如古尊彝”。上款为：“文屏老弟清属。假未谷。”下款为：“癸丑三月姚华。”此联中，这位“文屏”先生再次登场，姚华更是极尽褒扬之词，盛赞其家风高洁，文章传世。根据姚华的生平判断，此联写于1913年的癸丑年。款识中的“假未谷”，意思是此联的书写，姚华运用并借鉴了清代未谷学派创始人、山东曲阜桂馥书写汉隶八分体的方法，这种字体介于篆与隶之间，比篆体容易识别，又比隶书更像篆体。因此尹述贤先生评价此联，“笔力万钧，秀媚高古”，蕴“篆隶”之风。值得注意的是，尹述贤先生是贵州金沙人，民国时期长期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门工作。综合判断，这位“文屏”先生极有可能就是贵州人，但总的来说，信息量还是太少，仍然无法解决“他是谁”的问题。

姚华赠“文屏”先生的篆书对联

数日前，笔者就此疑问发在贵州文博朋友圈，贵州省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刘秀丹老师给出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文屏”先生乃安顺张维森，长期在贵阳生活。但无论检索“安顺张维森”还是“安顺张文屏”，依然无法获知有价值的信息。不过，“维”在贵州多地的张氏族谱辈分里，经常出现，故“安顺”和“张”这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可信度极高。而民国时期“安顺”著名的“张”姓历史人物，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张法乾。

张法乾，字仲行，1911年8月15日生于安顺。曾先后就读天津汇文小学、天津南开中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法乾受安顺同乡、时任宪兵司令的谷正伦举荐，任南京特务营骑兵队队长。抗战时期，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回黔组建骑兵大队，曾任黔东南战地收容少将副司令。1948年，谷正伦主政贵州，邀张法乾为副手，担任贵州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法乾经香港去台湾。1993年回大陆探亲，1998年回贵州落户，2002年在贵阳家中病逝。关于张法乾先生，好巧不巧，笔者正好藏有一本《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翻开一看，在“家世与童年生活”一篇，开篇即道：“家父讳维森，字文屏”，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端坐身后已经年。

根据张法乾的访谈记录，其祖籍江南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明洪武年间，先祖随军南征抵黔，并定居安顺。其父张维森，也就是姚华笔下的“文屏”先生，为前清武举人，后改行经商，从事烟草及纱布生意，经营有方。张法乾出生时，家道已经非常殷实和富足，拥有不少的田地房产。张维森经商之余，热心公益，曾经创办和参加地方红十字会、商会、冬令救济会（临时性救济机构）、贫民习艺所等组织，深受乡里敬重。又记载，张维森非常关心教育，聘请老师，在家中设私塾办学。同时，交游亦广阔，接触人士十分复杂，家中常有电报局长、县长、商人老板出入打牌等。

杜鹏飞先生在日前发表的《贵州省博所见姚茫父写铜作品》中写道，姚华1903年离开贵阳赴京会试，便“从此再未回到贵州。但是与贵州省内的政坛、学界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并通过各界交游而将其创作的大量书画、写铜等作品带回贵州。”笔者非常赞同，故姚华赠送“文屏”先生的对联和墨盒，也成为上述观点的佐证之一。此外，还有一个更加板上钉钉的证据，张法乾先生在台期间，曾经担任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而登载姚华赠送其父“文屏”篆书对联的刊物，正是台北贵州同乡会出资印刷的《贵州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