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对贵州影响最大的君主。

提到汉武帝，许多人在他的精明强干之外，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好大喜功和万机独断。的确，从各方面看来，这个叫刘彻的皇帝，不但有些放浪形骸，敢作敢为，还十分崇信武力。他的统治理念归纳起来，无非是对内中央集权和对外经常征伐。汉武帝在位54年，无数次出兵攻打匈奴，又出兵平定南越，进攻朝鲜，加兵于西南夷，把手伸到了西汉王朝力所能及的地方。

也正是这个继文景之治后登基的西汉第六代皇帝，打破了汉高祖以来“北有匈奴，无暇远略”的格局，向西南地区倾注了大量精力，给贵州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在治理西南夷的问题上展示了他深谋远虑的一面。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中经惠帝、高后、文景二帝，到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已经度过了66个春秋。翻阅现存的各种历史文献，很少看到这60余年中汉王朝对西南地区有何动作。唯一反映当时贵州情况的，只有《华阳国志》里一句孤零零的话:“汉兴，遂不宾。”意思是说，秦亡以后，中原政权失去了对夜郎的控制，势力膨胀后的夜郎，不再表示臣服。

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西汉立国之初困难重重，百废待举，面对秦末连年的战争破坏，不得不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手段，包括对北方的匈奴也只能采取和亲政策，以维持和平环境。另一方面也说明，战国以来就已存在的西南夷问题，即使如秦之强也未能彻底解决，创建伊始的西汉王朝，还无法将它提上议事日程。

在“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的环境中继位的汉武帝，掌握的财富远比前几代帝王丰盈，钱多了，腰杆自然硬了许多。面对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威胁的形势，具有雄才大略的他，毅然放弃此前几十年的绥靖政策，不但发动了反击匈奴与攻打南方3个越族政权等一系列战争，以解除外部威胁，拓展疆域版图，还同时着手恢复因秦亡而中断了的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

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的西汉王朝来说，西南夷属于边陲地区。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和南越势力膨胀，封建王朝的南北疆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缩，西南地区更加无法控制。随着国力强盛，汉武帝认为经略西南夷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开始经略西南，将西南夷纳入汉王朝治下。

对待西南夷，汉武帝有他一套深谋远虑的方略。

一开始，他并没有直接将西南夷选作开疆拓土的目标，而是遣使赴南越，试探南越的动静。西汉初年的几代帝王，对秦亡后割据华南的南越政权采取安抚政策，刘邦还将拥兵自立的赵佗册封为南越王。其后双方关系恶化，南越赵佗不但自称武帝，还发兵进攻长沙国。汉武帝时，南越内部出现了“附汉”与“抗汉”两派不同主张，最终“抗汉”一派取得胜利，主张“附汉”的南越王赵兴被杀。新立的南越王公开与汉作对，成了汉王朝的眼中钉。

南越的降与顺不只关系到南越一片地区，也涉及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大计。南越与夜郎、滇相邻，客观上成了这两个方国的依托，南越不灭，夜郎与滇决难归服。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决定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能说会道的唐蒙到南越后，在那里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食品，打听到这种东西产在蜀地，由商人经夜郎贩运到南越出售。这个信息点亮了唐蒙脑子里的灵光，他带着在南越捕获到的各种信息，匆匆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

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征讨南越的两种方案:一是经长沙、豫章，沿水道进军；由于多数水道堵塞，难度会比较大；另一种选择是由巴蜀进入夜郎，沿牂牁江南下，给南越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唐蒙认为，夜郎有10万精兵，以汉王朝现在之强，调动巴蜀一带的财力和人力，完全可以修建一条通达夜郎的道路，一旦路通，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汉武帝的计划中，南越和西南夷都需要纳入版图，只是孰先孰后，如何着手的问题。唐蒙所献之策正中汉武帝下怀。为表示对唐蒙的嘉许，他毫不犹豫将唐蒙提拔为郎中将，命其出使夜郎。

唐蒙通夜郎是汉武帝经略西南的第一个大动作。班固的《汉书》记述唐蒙入夜郎的情况时说:“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苻关入。”

唐蒙此行，率领的队伍只有1000多人，却用万余人搞运输，可见所带东西之多。所带的物资中，除随行人员必须的食货辎重外，很大ー部分是汉武帝准备送给夜郎的礼物。这些价值不菲的礼物，对僻处一隅的夜郎统治者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告别汉武帝后，唐蒙按照事先的设想，调动巴蜀的人力、物力，开凿僰道(今宜宾)附近的青衣道，修建通往夜郎地区的道路，以期南下会见夜郎侯。但工程艰巨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整整搞了两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落得个“费工无成，百姓愁怨”的结局，只好转由巴郡苻关南下。唐蒙修路之举虽无成效，却给贵州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迄今贵州仍流传着一些关于唐蒙通夜郎的传说，桐梓县境内更有名为蒙渡桥的遗存。

历尽艰辛的唐蒙总算在夜郎见到了夜郎侯多同，他向多同宣扬西汉的强大和富裕，提出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并答应由多同之子出任县令。没想到秦亡以来便割地自雄的夜郎侯，竟痛快地接受了设县置吏的要求，这多少让唐蒙有些意想不到。

其实，多同的决定也是审时度势的产物。秦汉之交，夜郎固然抓住机会扩充了势力，但却远远赶不上西面的滇和东南面的南越。滇国一直是压在夜郎头上的一座大山，相当一段时间，夜郎都在滇的控制之下。南越与汉王朝反目以后，更出兵占领了夜郎的一部分城邑。夹在两大势力之间的夜郎，如果不归附汉朝，被蚕食或吞并只是早晚的事。接受唐蒙的建议，既可以挟汉朝之威，震慑滇越不敢妄动，又可让属下的一些小邑领受汉朝的缯帛，再者汉与夜郎相距遥远，道路又极艰险，也不怕汉王朝真的来占据自己的领土。

一些论著把夜郎侯同意设置郡县，说成是完全看在丰厚礼品的面子上，这似乎将夜郎侯说得过于浅薄了些。

在夜郎设置郡县，只是汉武帝治理西南夷地区的第一步，这个计划由唐蒙的夜郎之行变成了现实。唐蒙通夜郎的当年，汉武帝在夜郎境内设置了犍为县，县治在今遵义一带，不久又设置了南夷、夜郎两县和一个都尉。夜郎问题既已顺利解决，接下来就是按照唐蒙的建议，打通由巴蜀经夜郎通往南越的道路，为对南越的军事征伐做准备了。

汉武帝的第二步计划是，借助唐蒙通夜郎的成果做好平定南越的准备。这项计划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继续修建由僰道通往牂牁江的道路；二是派司马相如入蜀。

唐蒙修路受挫，遭到廷臣许多非议，但汉武帝并未气馁，他决定从巴蜀抽调大批兵士继续劈山开路，实现沿牂牁江南下奇袭南越的目标。但这一次遇到的困难更大，更复杂。据说此番修路动员的人力物力比第一次多，耗费的时间更长，结果依然不理想。《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数岁，道不通。士罴饿馁，离暑湿，死者甚众。”同一本书的《司马相如传》也说:“道不通，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不便。”

工程的艰巨只是困难之一，更大的问题在于南北两面同时出现了不安定因素。本来，汉武帝的计划是借道夜郎远征南越，偏偏这个时候北方的匈奴频繁南侵，深入渔阳、雁门、上谷等地，杀掠边境人口。西南夷地区也出现了乱象，以且兰为首的部族首领，不仅不支持汉武帝的计划，还以武力相抗。御史大夫公孙弘提出暂停对西南夷的经营，专力对付匈奴。汉武帝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接受了这一建议。

不过，筑路工程虽然受阻，司马相如的西夷之行却获得了成功。因为司马相如是蜀地人，汉武帝特意任命他为使节去慰问蜀中父老，主持蜀郡以西邛、笮、冉駹、斯榆等部族地区设置郡县事宜。司马相如深入到各部族，与当地首领谈判，宣扬汉王朝威德，又发檄文喻告巴蜀太守，命其好好领会皇上旨意，不得疏忽。经过司马相如的一番奔波，西夷各部相继归附汉朝，纷纷撤掉关塞路障，这使汉王朝的统治一下延伸到了甘孜、西昌地区。

“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不是汉武帝的风格，轻易放弃既定目标更非他的治国之道。在集中力量消除匈奴威胁的几年中，汉武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开发西南夷的计划。

元狩二年(前122年)，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在大夏国看到了蜀布和邛竹杖，据说是由蜀地经身毒(印度)贩运过去的。汉武帝当即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往探由巴蜀通往身毒的道路。一帮人分作几路，但在云南境内却遇到了麻烦，有的被阻，有的被掠杀。这让汉武帝意识到了开发西南夷之不易，也萌生出彻底消灭割据势力，一统西南的念头。

事隔10年，汉武帝在初步解除北方威胁的基础上，开始专注于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为此，这位深谋远虑的君王做了许多准备。他甚至仿昆明池的样子，在长安城郊开凿周长40余里的水池，作演习水战之用。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造反，汉武帝决定从夜郎地区调兵进行征讨。且兰君听说要抽调本国军队去打南越，借口青壮年随军远征后会遭邻近部落掳掠，抗命不从，杀汉使与犍为郡守叛乱，西夷的邛、笮等部也起而与之呼应。

汉武帝对且兰君叛乱的回答是严厉镇压。小小的且兰自然不是汉军的对手，一番征讨后，且兰、邛、笮首领被斩杀，辖地被置郡设吏。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两支汉军抵达番禺外围，南越守将发现大势已去，纷纷降汉。历经5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原南越国地被汉武帝划分为9郡。其后两年，汉军兵临滇国，在强大的汉军面前，滇王放弃抵抗，举国归降，汉武帝在滇国地设置益州郡。战国中期以来雄霸西南的滇国，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长期为患的南越政权被消灭了，比夜郎更遥远的滇国也亡了，汉武帝却没有乘势将夜郎灭掉，仍然保留了夜郎的王号，允许其继续存在，这一选择很有些耐人寻味。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重义而轻利。主体目标是拓展疆域，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针对西南夷地区的情况，汉武帝有计划、有尺度地采取措施，最终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政治格局。他在设置都县加强管理的同时，实行“故俗治”“毋赋税”、募兵屯垦和开凿交通干线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所有这些，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这一带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撰稿：范同寿